四：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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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半，我和奚剑鑫到了铜仁，入住在铜仁国宾馆。宾馆名有趣，让我想起北京的钓鱼台。我发了朋友圈：国宾馆，入住的该是国宾。有朋友留言，说国宾馆是铜仁最好的宾馆。窗外不远，有已荒废的农田。该是已被什么单位或者公司圈了，还没来得及建设。
铜仁颇热，和我们湘潭有得一比。当天晚上，开了空调。
这是我贵州之行第一次开空调。心里竟然赞着老天，热得生猛，终于像夏天了。抑或我潜意识里有个观念，马路上可以煎熟鸡蛋时，夏天才真正来了。像毕节、贵阳，可以穿两件衣，晚上要盖被子，够凉够爽，多少有些古怪。
于生活，我算糊涂的了。有次事急，左脚一只白皮鞋，右脚一只黑皮鞋，出了门。奚似乎比我更糊涂。刚才，在一家餐馆吃晚饭。空调效果颇差，餐馆内热得人晕。他穿件颇厚长袖，额上汗星星点点。我问他：“热不？”他说：“不热，还好。”几天前，在百里杜鹃那个早晨，凉意几近砭人，他穿件短袖衣。我问他：“冷不？”他说：“不冷。”先天在贵阳，早餐时，他竟然如小孩，说：“向你学习，我将所有衣服都洗了。”好似做了件了不得的事，满有成就感。我问他：“怎么洗的？”他说：“扔在水里，搓了搓。”在外入住宾馆，洗完澡，我即将衣服洗了。几天前，他到我房间，见我在晾衣服，说：“你还洗衣服？”那样子，俨然我在做哥德巴赫猜想。我说：“不洗怎么办？你不洗吗？”他说，带了很多套衣服，不用洗，实在带少了，再轮番穿一次。这让我直朝他竖大拇指：“佩服，佩服。”
糊涂人遇糊涂人，又多了一个共同点，这让我觉得他更亲近了。
奚说，他替我约了蔡俊，第二天上午九点，到我房间接受采访，要我吃早餐不要叫他，说他得睡个懒觉。他的确需要好好休息，太累了，至少开了六个小时车。
第二天，六月三十日，在餐厅吃罢早餐，回到房间，正准备烧水沏茶，蔡俊到了我房间，时间是八点半。
蔡俊是前铜仁市教育局局长，给我的感觉，精明，有才华，有事业心。他能提前赴约，让我对他的好感倍增。我本人十分遵守时间约定，极少迟到。对迟到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尤其是开会迟到的官员，灵魂深处也厌恶：摆什么谱？高人一等吗？
现在的铜仁市，在二0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前，唤作铜仁地区，行署所在地在如今的碧江区。那时，碧江区名铜仁市，是县级市。蔡俊是那时的铜仁市教育局长。
二00八年，蔡俊三十八岁。
当时，一个传奇，在铜仁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有个很有情怀的人，叫奚剑鑫，上海浦东人，是个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影响了一批上海实业家，和他一起捐资助学。在铜仁地区，捐了五所希望小学：豹子营民族小学，猫阡伟业红军小学，木黄伟业红军小学，同心川沙商会凉水小学，同心坤孚沙子坡镇小学。那传奇说，二00七年，奚剑鑫先后捐资三百多万元，帮助铜仁地区的一百二十名学生继续学习；同年，为铜仁地区学校捐赠图书三万余册，捐赠校服两千多套、电脑一百三十台。
蔡俊希望，在他任期内，铜仁市的教育水平能上一个新台阶。第六感觉告诉他，这个叫奚剑鑫的人能帮助他。
二00八年十月，通过朋友介绍，蔡俊认识了传奇中的奚剑鑫。
从此，他管奚剑鑫叫“奚哥”。他之所以管奚剑鑫叫“奚哥”，一是奚年龄比他大，二是奚的情怀，奚的思想，让他佩服。
他和“奚哥”时不时电话联系。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次次的话题都是教育。他了解到，上海的教师，常去先进国家进修、培训，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带回来，再向国内辐射。蔡和奚都认为，铜仁太过闭塞，许多先进理念传过来，比别的地方往往要慢几拍。尤其是教育，其落后可以用“相当”二字。相比上海来说，至少落后三十年。
不知道互通了多少次电话后，蔡俊去了上海，拜会了“奚哥”。两人长谈了几次，一个对于铜仁的教育来说，影响可谓深远的计划就此产生了：用五年时间，将铜仁市四千余名教师轮训一次。培训地点，上海，培训内容，先进的教育理念，先进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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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一辆大巴车，载着铜仁市五十一名骨干教师出发了。二十三个钟头后，到了目的地上海。大巴车空间太过局促，路途如此遥远，几个教师的腿肿了。最严重的那位，肿得像包子。
当天晚上，两个房间的四位教师，硬是没有找到被子。又斯文惯了，不想在夜深人静中去打扰服务员，只得和衣而睡。第二天早晨，对服务员说，你们是不是太疏忽？被子也没有。服务员指着床上被子说，那不是被子吗？四位教师没谁出过远门，也没谁住过像样的宾馆，哪会知道上海这地方古怪得紧，被子不叠成豆腐状，而是平铺在床上，让人以为是垫被。
找不到被子的笑话，迅速传播开来，做了铜仁闭塞落后的说明；几个老师的腿肿了，无怨无悔，则成了铜仁老师们渴望提升的佐证。
欢迎铜仁老师们的仪式，出席的有蔡达峰、周汉民、陈家昌等等人物。蔡达峰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上海市委主委，复旦大学副校长（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汉民为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陈家昌系著名教授。如此高的规格，表达了上海方面衷心帮助铜仁的诚意，也将奚剑鑫所做的巨大努力表露无遗。这足以让铜仁的教师们洗去内心的自卑，也足以让他们感动。他们虽然相对闭塞，但对体制的某些规则，都了熟于心。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上海方面派某个镇负责教育的官员，或者就由奚剑鑫代表上海方面即可。奚的正经身份，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但许多社会职务，按级别去套，也能套到县级。诸如上海中华职教社社务委员，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等等。可是，上海方面出席的居然有两个省级领导。
来上海之前，铜仁市的教师们，尚还有几分骄傲。在西部几省，铜仁市是唯一通过“两基”验收的县级行政单位。即按国家要求配备的图书、教仪基本达标。信息化教学手段搭上了教育部远程视频教学互动平台。多媒体教学、班班通也开始建设了。到了上海，才知道，这些事儿，人家将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无论质量、数量，差距之大，可谓天壤之别。就说班班通，上海真的是“班班通”了。反观铜仁市，大一点的中心学校才建了几个班。信息技术的运用，铜仁市的教师还如此陌生，使用起来如捉牛，而上海的教师，像使用粉笔一样自然。上海学校的校长个个著书立说，个个对教育有自己的见解。铜仁的校长谁写过书？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哪有过什么创新？哪个有自己独特的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在上海，学生兴趣小组比比皆是，甚至有航模，有机器人小组。在铜仁，有几个学校建立了学生的兴趣小组？更别说航模，机器人了，学生见都没有见过。上海教师上课，哪还是灌输式的应试教育？铜仁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中考、高考，考出像个样的成绩，教师就是好教师了。
培训直至四月九日。无论其深度，还是其广度，都是以前的短训不能比拟的。以前的短训，教的和学的，都在按照规定动作做，或者说按照程序完成任务。教的将教些什么，学的早已心知肚明；学的学不到东西，教的也心知肚明；兴许教的与学的换个角色，也能像模像样。无论教，无论学，都在演戏，演给自己和对方看，当然，主要是演给上级看。
在上海的培训，教的，拿出十八般武艺认真地教，学的，生怕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全神贯注地学。铜仁的教师跟着上海的教师上课、备课、评课。一对一，一帮一，全面感受和学习上海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培训结束后，两地结成友好学校十对，教师一对一长期帮扶八十余对。上海方面承诺，不但长期接受铜仁教师的培训，同时，每年将派优秀教师到铜仁支教。
培训一批接一批，对象都是特定人群。如校长、准校长，骨干教师，普通教师，管理人员，音乐教师，总而言之，方方面面。我采访到的铜仁市碧江区十八小学的校长杨丽蓉，对当年的培训很有感触。她说，上海的校长，是专家型的校长，铜仁的校长，是事务型的校长，差距太大了。她当年作为准校长参加了培训。如今，对自己的要求，是成为专家型校长。她已是铜仁市名校长，并且作为了贵州省名校长的培育对象。
要这样大规模、较长时间培训教师，哪有这么多钱？幸亏有“奚哥”。一方面，“奚哥”联系的上海学校，一律没收培训费，哪像将教师送到大学去培训，没钱给，门都没有。另一方面，“奚哥”自己贴了大量的钱。具体数字，蔡问过奚，奚不说。
二0一一年，蔡俊离开了教育局。后面的具体培训情况，他了解得没那么详细了。但，他知道，“奚哥”对碧江区（前文中的县级铜仁市）教育的支持力度没减。后来，铜仁市所辖其它县，见碧江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也联系上了“奚哥”。“奚哥”有求必应，帮那些县也培训了大量教师。同时，碧江区的学校，尝到了甜头，去上海培训的热情可想而知。不少学校直接联系“奚哥”，将自己的教师送到上海去培训。
到今年七月止，奚剑鑫通过上海职教社、上海民进为铜仁培训教师十二批，六百零五十五人。开设研修班六期，培训教师三百人。今年六月初，我在上海采访他时，恰遇铜仁市第二中学打电话给他，说有一批教师要培训，请奚安排。奚挂了电话后，对我说：“从今年起，培训贵州的教师，我不用贴钱了。他们只要我联系好、安排好就行。”
第二天上午，我采访了碧江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科长文政洪。文政洪说，如今碧江区的对教师的培训有两种，一是上面规定的模式，将教师送到高校去短训，一是碧江区教育局和奚剑鑫共同创造的去上海的培训模式。
我问：“哪种模式更好？”
文说：“肯定是上海模式更好。二0一0年时，教育部还肯定了这种模式。”
我说：“上海培训模式，你能给我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吗？”
他打开电脑，边移动鼠标，边说，通过几年的发酵后，成果之大，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提供了一组数字。碧江区现有省特级教师二十九名，其中，二0一六年、省第十三批，评定了十一名，同期全省共评省特级教师一百五十名，二0一八年、省第十四批，评定了省特级教师九名（贵州省规矩，两年评定一次），同期全省共评定特级教师两百名。从纵向看，第一批至第十二批，碧江区（原县级铜仁市）只有九名，十三、十四批有二十名；从横向看，在十三、四的两个批次中，碧江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全省的比重之大，没有第二个。
我说：“您凭什么肯定，是上海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另外一种培训模式的结果？”
文政洪说：“所有地方的学校都接受了那种培训，为什么独独我们碧江区才有这样的成果？就因为我们有上海培训模式。”
五：新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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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怀化新晃县和贵州铜仁玉屏县，居民均以侗族为主。两县辖地犬牙交错。
我到过两次新晃，均是陪孙公孙南雄来的。时间都不短，一次九天，一次七天。孙公是湘潭市文联前主席、湘潭市委宣传部前副部长，有超乎寻常的高尚。年轻时，在新晃，作为“坏分子”改造过，作为人民教师教过书。对新晃，常怀着感恩之心。退休后，每年必来一次。他的许多学生，和我成为了朋友。
这很符合孙公的希望。大约许多时候，他会在我身上找他的影子。
在新晃，我体验过多次“犬牙交错”。从A地出发，去B地，竟然须先进入玉屏境内，不然，路程将远得多。也由于“犬牙交错”，两地都有人在对方地盘讨生活。
新晃县城与铜仁市区距离不太遥远，奚剑鑫只须踩几脚油门，就能到新晃县城。一是此行将不再回贵州境内，车不好处置，二是他得和“贵州公司”员工共进晚餐，就“贵州公司”近期工作开个会，只得先回贵阳，再于次日乘高铁去新晃。
七月三号下午三点，我们在新晃高铁站下了车。
新晃县统战部部长周依琴、怀化市民进专职副主委刘娅均来接车。上了小车，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龙宝进说，他见过我。我琢磨是孙公学生，怕失礼，赶紧装出认识的样子。龙宝进告诉我，先年七月某天，我在新晃龙溪书院讲座，他是听众之一。我笑了，为那次讲座的荒唐。不知道当时他看没看出来，我已经喝高了。
那次讲座，该算我人生趣事之一。龙溪书院院长、作家蒲钰命我晚上在书院讲座。晚饭时，他却使劲灌我酒。我喝得嘴滑，也就一碗两碗地“唆拜”。所谓“唆拜”，系侗语“干杯”。侗家朋友说，喊了“唆拜”，碗中酒，定要喝干，绝不许说一套，做一套，喊着“唆拜”，却只打湿嘴。酒令大于法令，我当然遵守。喊声“唆拜”，我就干了，早已半醉不醉。蒲玉兄更好，大醉了，也不管讲座本该由他主持，睡觉去了。半醉不醉的我，在讲坛上抽了些什么胡说，自己也不记得。第二天早晨，问同行朋友：我昨天没说胡话吧？朋友将录音放给我听，呵，居然真没说胡说，只是舌头不太灵便。
车没进市区。走的路径，我从没走过。心说，坏了，奚剑鑫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定是他和周依琴、刘娅商量好了，下了车，直奔“宏善”湖南班学生家采访。我原猜度，该是先去宾馆休息。那么，可以睡两个小时，晚饭时，奚去接受统战部的接风洗尘，我找蒲钰兄以及朋友们去“唆拜”。十天了，总是采访，坐车，坐车，采访，将根弦绷得铁紧，真想在“唆拜”中，将形骸好好放荡。
奚像是铁打的，精神满好，不见半丝倦意。我的确有些累。脑子累，身体也累。先天从铜仁回贵阳，因我手机没电了，他手机下载的导航老是导错，至少多走了一个半小时冤枉路，跑了五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有一段路，左走是错，右走是错，不知道错第几次时，才终于正确了。晚饭后，参观“贵州公司”，列席他们的会——会上，奚和经理夏群意见相左，最后，夏说服了奚，我也觉得夏的意见更正确。上床后，偏偏失眠，不知道几点才睡着，再加上两个小时高铁，能不累？可是，客随主便，没有办法，只得打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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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采访第一站，我之所以定在新晃，是由于新晃是宏善“湖南班”重镇。二十五个学子，十个来自新晃，占了百分之四十。
为什么新晃占了百分之四十？得从“宏善教育”湖南班的由来说起。
二0一一年十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考察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二0一四年元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以此为契机，大江南北迅速掀起了精准扶贫的高潮。
二0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民进在上海召开中等职业教育专题座谈会。会议由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进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蔡达峰主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进主席严隽琪出席了会议。
会上，奚剑鑫汇报了他对职业教育的思考，汇报了他扶贫支教的历程及心得，重点汇报了他自己的职校培训贵州贫困生的情况——亦即“宏善教育”，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诸如充分利用上海职教的优秀师资、先进设施，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建设外来务工人员从职业中专到职业大专的直通车等。他的发言，得到了严隽琪、蔡达峰的肯定和鼓励。严隽琪评价奚：“教育是崇高的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教育更是难得可贵。”
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进中央，对湖南省精准扶贫进行民主监督。中国民进中央旋即成立了考察团。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考察团团长刘文胜，根据严隽琪指示，点名奚剑鑫参加该考察团。奚向刘推荐了陶勇、张建良参加考察团。刘同意了。陶系上海金盟投资集团董事长，张为上海环境学校环保部主任，均为民进会员。民进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马石城，服务处处长罗琪，也是考察团成员。
考察团一行走访了怀化、湘西、长沙、衡阳等地。一路走来，两件事让奚心情相当沉重。一是每到一处，都看到了不少人家仍相当贫困，有些甚至家徒四壁，便是维持温饱，也须十分努力。一是湖南职业教育状况堪忧。与上海相比，办学理念严重滞后。不少职业学校专业的设置，与湖南实业所要求相距甚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使不少学子毕业即失业，或者学无所用，去干与所学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深思熟虑后，奚找到罗琪，说，他向严隽琪、蔡达峰汇报过他的扶贫支教历程，以及他的宏善教育，得到了严、蔡肯定和鼓励。他愿意和民进湖南省委一起，共享宏善教育这个平台，帮助特定条件下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职业教育。何谓特定条件？一是因父母残疾致贫的家庭，一是单亲致贫的家庭。为什么是单亲家庭，而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因为国家给孤儿的帮扶力度比较大，孩子于生活上不会有太多困难，单亲孩子却没有这种待遇。他在考察中发现，不少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没有政策的照顾，其贫困程度让人惊心。
奚说，什么叫精准扶贫？这就是精准扶贫。
罗琪旋即向民进湖南省委汇报。时任民进省委主委谢勇、常务副主委马石城，均有怜贫惜苦的情结，哪能不同意？按马石城的话说，他也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吃过红锅菜，对苦有切身体会；能和奚一道帮助贫苦人家，功莫大矣。就这样，民进湖南省委，奚剑鑫宏善团队，共同搭建了宏善教育湖南班的平台。
“湖南班”是宏善教育第四期，与前三期“贵州班”有所区别。
一是前三期招生时，“宏善教育”的名儿还没有产生。二0一六年重阳节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邓伟志，参加了重阳节相关活动后，受奚邀请到了海川怡院。奚向两位谈及了他已办三期扶贫班，帮助贵州贫困学子。两位大赞了后，建议奚将对贫困生的帮扶，命名为“宏善教育”。奚接受了两位建议。这以后，宏善教育才有了“宏善教育”这个名儿。
二是前三期招生时，专业均是学前教育，二、三期到后来才有部分学生改学金融，所招学员全为女生。“湖南班”在招生时，已明确定为金融专业，学员中有男有女。
三是前三期“贵州班”资金来源，为奚剑鑫独木支撑，“湖南班”则有陶勇加盟。参与“宏善”项目的实业家，以及其他爱心人士，也明显多于前三期。四是成立了以陶勇为组长的“宏善教育扶贫项目组”。二0一七年九月六日下午，“项目组”与新晃县职业中专签订了相关协议。内容包括帮助校方培训师资，建立实践基地，开展捐赠助学等。同时，捐赠二十万元，用于资助海川班、金盟班近百名贫困学子。
在江苏启东，采访陶勇时，我问他：加盟“宏善”，办“湖南班”，想过这件事背后的诸多风险吗？譬如说，孩子没能学到东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孩子生病，孩子学坏，孩子出车祸，等等。他说，他和奚剑鑫、陈家昌讨论过，风险的确有；大家都认为，既然值得做，就不能因为有风险而不做。再说，他们当然会想办法，将风险概率降低再降低。我说，小概率，并不等于不会发生。他说，如果仍出了事，也只能大家一起面对了。
新加盟的人士中，有个叫张月明的，人格卓然。退休前，系上海武警消防总队副政委，级别是正师。退休后，先后有三家企业，邀请其出任顾问，年薪六十万。他拒绝了，却自告奋勇，做了宏善学子们的心理辅导员。同时，每个星期六，他都会去一家敬老院，给老人们唱歌。那天，在上海，我在他书房采访他。他说：“国家给我一万七的退休工资，假如还不够用，那么，给我一百七十万，照旧会不够用；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给老人们唱歌，给孩子们做心里疏导，我心里畅快。这种畅快，钱能买到？”
新晃之所以能成为“宏善”重镇，名额有十个之多，则在于刘娅的争取。
刘娅，看上去春风化雨，人却强势。接到民进省委通知，知道这个宏善项目后，立马找着马石城，说，怀化要十个。马石城说，大湘西（怀化、张家界、湘西自治州三地称为大湘西）是该照顾，但，怀化十个，多了点吧，能平衡不？刘娅说，有什么不好平衡的？都是贫困，帮你是帮，帮他是帮，怀化新晃县需要帮的人最多。马石城秀才一个，哪会有吵嘴的本事？只得由着她，十个就十个。
刘娅将十个指标送到新晃统战部：这事就拜托了。
新晃统战部长周依琴该算女中豪杰，大气、爽朗、阳光灿烂，立马安排下去：利用各种平台和管道，将“宏善”帮扶贫困生的消息传播开去。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或从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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