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应媒体约稿，自然萌近期与国内部分一线自然教育从业者就职业发展、从业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恰逢第三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在不久前召开，本文或可为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以及从业者纷繁多样的面貌提供些许注脚。
生态学硕士康洪莉每年有大半年的时光，以约两三周一次的频率参与一项名为“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课程教学,这是针对一些对自然生态感兴趣的成年人设置的课程,内容涵盖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等，有大量的户外观察和实践。她是这个课程的班主任，八年的时间里迎来送往了一批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见证着“自然教育”从小圈子的话题一点点走入大众视野。
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对自然教育不解其意，但是参与或投身其中的人群确乎日渐庞大了，甚至于每年一度的自然导赏班招募从第一年的乏人问津到现在的“挤破头”竞争，近几年的每届28个学员名额经常会面临百来号人的同场比拼，历经笔试、面试，录取难度不亚于热门职位的竞聘。
不仅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昆明……甚至在二三线城市，近几年来，自然教育的热度节节攀升，相关的新生机构层出不穷，为之服务的兼职甚至全职人员，也慢慢成为一个扩张中的职业人群。他们带领人们赏花、观鸟、溯溪、徒步……用游戏、导赏等有吸引力的方式体验大自然的美好，解读大自然的密码。
自然是最好的课堂
上海：走过八年的自然导赏员培训
始于年的上海自然导赏班算是国内起步较早的自然教育从业人员培训。彼时，热心的台湾观鸟前辈“陈老爹”（本名陈英彦）不断将台湾好的经验、书籍等信息分享给上海野鸟会的朋友，野鸟会总干事姚力及包括康洪莉、沈梅华、阿髅、严莹等在内的部分资深会员受其启发，联合上海植物园等机构发起了这一针对业余爱好者的培训计划，至今已有八年光阴。
一切都是全新的。这群先行者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论。自然教育应该商业化还是以公益性为主导？课程内容是侧重游戏与引导技巧还是侧重专业知识？就连培训班的名称怎么定，也经历了反复的斟酌和论辩。
自然教育从环境教育衍生而来，国内最初的实践主要来源于一些环保相关的NGO，他们看重自然教育的环保价值及公益属性，姚力就是抱持此类意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国内自然教育长期缺失在主流教育圈内，起步晚，资源和人才紧缺，如果发展之初就以商业性为主，会产生自然教育的‘贫富差距’加大现象。”
康洪莉和培训讲师沈梅华等人则对商业的做法并不排斥。一种意见是认为活动收费太低会导致很多人对自然教育活动不重视，报名后随意不来。另一种看法是商业导赏可以带动更多人进入行业。
对于课程内容的设置，康洪莉曾提出多一些游戏，不要过多的理论知识。但另一些人对某些机构过于娱乐化的倾向十分反感，“为游戏而游戏，甚至组织活动的人员都没有正确的理念”。目前的情况是，导赏班更侧重专业和系统知识的传授，尽管这会让一些人觉得“不那么好玩儿”。
最初两年，培训班的“名号”仍带有明显的环保色彩，名之曰“生态讲解员”培训，侧重于向公众讲解生态知识。在南非经历过专业自然导赏培训的沈梅华提出，将名称改为“自然导赏员”培训，接近国外的自然导游，因为公众并不希望板起面孔来接受教育。这一建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内部的认同，讲师们觉得这一名称太平民化，比较起来“生态讲解员”显得更高大上。但最终，出于推动自然教育职业化的考虑，“自然导赏员”这一说法被讲师们所接受，沿用至今。
自然导赏员户外培训
事实上，自然教育从业者目前并没有标准的称谓，各地、各家机构的说法各有不同，有的偏重教育概念，称为自然导师、自然讲师；有的偏重体验，比如自然导赏员、自然体验师；另有一些相对中性的称谓，例如“自然讲解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尚未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阶段。
对于自然导赏员培训后的去向，康洪莉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地进行过统计，真正从事导赏相关工作的“应该不到一半”，专业从事的人就更少。不过她还是对自然教育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两三年风起云涌，发展非常迅速。”
青浦岑卜：一个生态村的样本意义
如今，康洪莉在青浦岑卜村经营着一方小小的生态农场，全称为“缪尔自然保育生态农业研习中心”。这是她的一个尝试，希望在保护自然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达到良好的农业产量。在这里，她既是农场主，也是一名在地的自然导师。经常有一些农业爱好者来农场实践，学习生态农业与相关的自然知识。
康洪莉在进行田间导赏
农场所在的岑卜村是上海有名的萤火虫观赏地。每年夏天，城里的大人孩子纷纷来到此处观赏流萤。康洪莉会从萤火虫所需的苛刻生长环境讲起，谈到农业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以及生物链间紧密的彼此联系。很多人并不知道，萤火虫是生态指示物种，出现与否标志着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是否健康。康洪莉亲眼见证了岑卜村这几年的环境变化，并希望凭藉自己的努力改善这个小乡村的生境。
年，当她刚刚来到岑卜之时，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成群的萤火虫。有条主干道甚至被戏称为“萤火虫大道”。后来，在这条路的两边，以及湖岸河边的湿地，村民种起了蔬菜，伴随着大量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渐渐地，萤火虫消失不见了。环境保育人士对此忧心如焚。
年，康洪莉接手了一块河岸边的田地，便着手和附近村民商量，给他们一些“补偿”金，让他们放弃对岸边土地的开荒耕种。她原本就没打算耕种这些水边湿地，只是想将它“留给大自然”。在另外的一些田间地块，她种上了树苗，并有意不去翻耕树下的土地。
自然的回馈很快到来。在树下的枯枝落叶层内，有人发现了许多的萤火虫幼虫，而幼虫比成虫更能指示当地的环境。就在当年，这里一度变得零星的萤火虫重新成群纷飞，在湖边田间串联起梦幻的光点。
没有农药除草剂，没有工业污染和光污染，水源洁净……这是萤火虫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当远赴乡村的大人和孩子了解到萤火虫的生态价值，并亲眼目睹这些夜的精灵闪烁舞动，对自然之美的感动，对生态保育的认同甚至身体力行，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岑卜，康洪莉只是当地的新村民之一。岑卜位列首批命名的26个“全国生态文化村”，近几年吸引了许多爱好乡村生活的“新村民”，也是上海本土自然教育机构与从业者常去的活动地点。有人开始觉得它“人太多太吵”，有人选择离开，也有人在默默地坚守。
云南在地：从自然导师培养计划到人才培养小组
为自然教育不断造血的还有近些年成长起来的专业机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深耕数年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就是其中代表。中心主任王愉是国内少数科班出身的自然教育从业者，曾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求学美国，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的环境教育硕士学位。
年，云南在地启动“自然导师培养计划”，初衷有二：一是解决本机构的人才储备问题；二是支持行业发展。对于自然教育这一新兴的职业领域，人才缺乏是各家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
与上海野鸟会的实践类似，第一年的培训招募并没有获得太多北京哪治疗白癜风医院收费低克白灵苏孜阿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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