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斌出诊时间 http://baidianfeng.39.net/a_yqhg/201217/8505691.html徐光启明末学人徐光启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会通中西的第一人，他对中国科学文化的伟大贡献及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徐光启在放眼世界的同时，与基督教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大量西学著作，然而他们采取的翻译方式基本上都是先由传教士口译，再由徐光启加以笔述和润色，绝无徐光启独力翻译之作。那么，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饱学之士徐光启，为什么偏偏没有学习西语，以创造更好的会通西学的便利条件呢？这个疑问随着阅读量的增大而愈加强烈，因为即使在专门研究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论文里也难见对此问题的具体分析，似乎在广大研究者的眼里，明人不学西语是理所当然之举，其原因也显而易见，无须作出特别的分析阐述。即使只采用口授笔录的翻译方式，徐光启对引进西学和翻译西学著作所作贡献也是巨大的、划时代的。不懂西语的徐光启仍不负翻译家的头衔和历史评价。然而，徐光启不学西语，其原因绝非单一解释即可说服疑者，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于心，不吐不快，遂决定写下此文，以浅陋揣析就教于方家。问题由来徐光启在与基督教传教士接触之初就深为西学的博大精深和新颖实用所震撼。身处铁桶般封闭保守的明代社会，他克服了种种传统偏见和重重压力，听从心灵的召唤，毅然加入被正统视之为“异端邪说”的基督教。在与传教士的交往中他也不避嫌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同时还动了把西学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以馈国人的念头。利玛窦终其一生，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了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及测量方面的著作《测量法义》；与龙华民等人合作编译了《崇祯历法》；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编写了介绍水利知识的《泰西水法》”[1]，还与毕方济一起翻译了神学著作《灵言蠡勺》等。在统领历局期间，他还提出了庞大的西学翻译计划“度数旁通十事”。可是在此期间，鲜闻徐光启有意学习西语。即使在漂亮地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后利玛窦搁笔不续，而“徐光启欲和其他传教士合作，其他传教士中无人谙熟《几何原本》后面的内容，全书终于未能汉译完”[2]的情况下，极欲彻底翻译整部著作的徐光启也只是徒叹奈何，并没有打算学习西语以进行独立翻译。后来，“徐光启欲从熊三拔学西洋水利而难得”[3]，更充分显示其不通西语而导致的会通中西之学的被动态势。明朝末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曾携七千多部西书来华，这批以西方科技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图书未能全部进入中国内地。被带进内地的部分，曾引起不少开明士人的兴趣，但在当时，“中国学者不懂外语，无法由原文独自翻译，而传教士的学术修养和汉语水平又有限”[4]，导致有幸被翻译成汉语的西书为数不多，以致一心想组织西书翻译的徐光启遗憾地发出了“经书万卷，今未得遍译”之叹。在编译《崇祯历法》期间，徐光启曾经与意大利以及德、奥两国的多所大学联系，通过信函直接和他们进行科学方面的交流研究。[5]直接把学问的触角伸出了国界，语言不通的障碍也摆在眼前，徐光启仍然没有学习西语。事实上，徐光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青壮年时期，他一直在爬“科举烂路”，从秀才、举人、进士直至翰林院庶吉士，为获取科举功名以得到施展抱负的平台，他不断地学习以应付屡败屡战的科举考试；及至中年获取功名之后，他又开始潜心西学，努力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科技知识，以致著作等身、译作颇丰。徐光启可见徐光启的学习能力是相当强的。他的语言能力同样不弱。徐光启的治学深受《诗经》的影响，精通诗赋书法，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尤其擅长写逻辑性很强的说理文，从他对《几何原本》的创造性翻译也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汉语修养[6]。他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也游刃有余，绝非“重理轻文”之辈。在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时代潮流中，曾经有个别奉教士人接触并学习过西语。比如与徐光启同时代的山西人王徵曾苦学拉丁文，试图用西语研究汉语音韵学。陈垣先生曾评价说：“迄今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推陕人王徵也。”王徵编译的《奇器图说》也是“我国最早采用拉丁字母符号排序的科技书籍，每图用西文A、B、C、D字为标识”[7]。但他学习西语的目标并非为翻译西书做准备，且他对西语的掌握也远未达到可以独立翻译西书的程度。在我国机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学著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翻译，仍然是采用西人口授、汉人笔述的方式，由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完成的。跨明清两代的江苏人吴历在康熙年间曾于澳门加入了耶稣会，同时学习神学、哲学和拉丁文等，后来成为“第一批在中国本土晋铎成为神父的三位中国籍耶稣会士之一”[8]。他们都是明末清初芸芸士人中的异数，哪怕在热心西学的开明士人当中，习西语之举也还是显得那么的另类和寥落，更遑论把外国语言文字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这与传教士们先后写出了《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研究汉语的著作[9]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徐光启毕竟是一个心胸宽广、眼界开阔、头脑灵活、兴趣广泛的杰出士人。在那个封闭停滞的时代里，他对迥异于旧俗的外来事物的判断与接受能力之强可说首屈一指。既然如此，面对耗尽了毕生心血的中西会通事业，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更便利的会通之途——学习西语呢？主观原因徐光启是全情投入地迎接西学东渐大潮的。接触基督教不久，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耶稣会，在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之光的沐浴下，他不但卖力地学习西方科学，还满怀热情地把他所接触到的西学译介给国人。明朝内阁首辅徐光启(右)和利玛窦他成为了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一座重要桥梁，但他并没有“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他会通中西的毕生努力也只是为了通过西方宗教来“易佛补儒”，通过西方科学来加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进而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以及夯实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徐光启的思想观念里，深深地刻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传统观念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认为语言也有华夷之分，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本土语言要比“四夷来朝”的夷人番语高贵和有用，从来都只有来华朝拜纳贡的四夷之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而没有国人去学番夷之文。“天朝心态根深蒂固地纠缠在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庶民的头脑中。连徐光启都认为西学是‘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10]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然撞开，仍有西人如此评价说：“这些中国人，哪怕是其中最有知识的，也似乎没有兴趣学习任何欧洲语言……他们的这种‘忽视’的态度源自长久以来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总是过高估计而对所有的邻国都视而不见。”[11]尽管徐光启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已经显露出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高瞻远瞩，但在整个社会对语言的特殊体认下，华夷观念即使没有直接影响到徐光启对西学的选择和学习，至少也潜在地弱化了他对西语本身的注意力和兴趣。这同时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徐光启的西学观。徐光启的西学观深受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在确立了“学术传教”路线之后，耶稣会传教士竭力利用西学作为进入中国社会的敲门砖，通过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异其趣的西方学术成就来吸引有识之士入教。他们传播的内容有来自西方的宗教义理、伦理道德、科学知识和仪器等，但是语言文字不在其中。西语的学习和交流并不在传教士的议事日程里，这种对西学的看法传导到徐光启那里，则影响其西学观的形成。徐光启接触了《几何原本》之后，认为数学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也就是万学之根本。因此，“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12]。《几何原本》由此可见，徐光启对于所译介的西学内容的轻重缓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各种学问的作用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在接触体系纷纭复杂的西学之初就敏锐发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地位”[13]，却没有认识到西语作为一门沟通工具在西学东渐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与他业已成型的西学观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与宗教都已进入他对西学的认知体系中，西语却被拒斥于门外。徐光启接触西学不久，就明白中国的自然科学水平已落人后，但是语言文化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无法一决高下，因此，他用尽后半生的精力在自然科学的版图上奋起直追，却没有旁及语言领域。明末社会中，实学思潮的巨大影响以及徐光启的实用主义理念也是影响他学习西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风雨飘摇的明朝末年，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已经千疮百孔，爱国怀乡的徐光启要举一己之力去填补种种窟窿和漏洞，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只能是什么实用就用什么。也就是只有直接对世道人心、国计民生有用的学问，才能引起徐光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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