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拂尘一新四军七师英雄谱荐读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这篇文章记载了七师赵鹏程，蒋天然两位传奇前辈统战青帮三番子会和大刀会的业绩，荐读以追思。
第八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统战作战
封建性的会道门组织和绿林武装，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又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近代华中地区，会道门组织和绿林武装曾广泛存在。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一些绿林武装蜂拥而起，各种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帮会头子和绿林武装首领，在会众和地方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其组织的向背对当地的抗日斗争能否顺利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些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被敌伪利用，成为祸害一方的社会毒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各种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新四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对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帮会是旧社会民间秘密组织的总称，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高度的组织性。华中地区的很多地方“是历史上 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1]抗战时期，华中地区有着众多的帮会组织。主要有苏沪地区的青洪帮、皖西的大刀会、淮上地区的红枪会等。这些帮会组织依靠封建迷信思想，发展极为迅速，成为声势浩大的地方实力派。如苏中的帮会主要是刀会，且名目繁多，如大刀会、龙华会等，号称40万人以上。再如安徽巢南地区，几乎村村有会堂、家家有会员，每户人家十七八岁以上，甚至十三四岁以上的男性都加入了大刀会。一些帮会首领，在地方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如句容的洪天寿和许维新、延陵的贡三友、丹徒的刘洪魁、太湖的蔡浩恭和江阴的梅光迪等。项英曾说：“江南有七多：麻将多、菜馆多、澡堂多、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两面派多。”[2]张鼎丞也说：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场后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这一带土匪多，失意军阀政客多，各种会门多。[3]
帮会成员的成分比较复杂。刀会大部分是为了防匪防盗、保卫家乡而建立的群众组织，会众绝大部分有正当的职业，多是当地的贫苦劳动人民，通常有“师父”、“坛主”等头目，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政治态度比较复杂。如淮宝地区位于洪泽湖以东、高宝湖以北、运河以西，这里水网密布，港汊纵横，芦苇丛生，历来是湖霸盘剥、土匪出没之地，烧杀抢掠，绑票勒索之事时有发生，老百姓不堪其害。加之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杂牌军逼税骚扰，水患频频，更使当地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年前后，一些人利用封建迷信，发起组织刀会组织，请“师父”练把式，以求自卫，得到民众的响应。刀会组织虽曾下湖剿过土匪，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很快被地主和豪绅操纵。年前后，淮宝地区水灾严重，百姓外出逃荒者甚多，刀会组织因难以维持而纷纷解散。年3月，淮阴、淮安等城沦陷，靠近城郊和运河沿线的广大农民处于日寇的残害下。加之，年国民党炸开黄河花园口，使苏北遭受特大洪灾，淮宝地区土匪再度孳生。与此同时，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逃到淮宝，地方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人们又酝酿组织刀会。年春，盐河以北一带农村率先拉起刀会与日伪军、土匪以及滋事的国民党军作战，影响很大，获得许多农民的积极响应。他们以“打日寇，防土匪，抗苛捐杂税，保家卫乡”为口号，要求不管穷苦人家，还是富家子弟，30岁以内的男女都要参加，妇女参加“花篮会”，小伙子参加“小刀会”。不去者罚大洋5元，没钱就拆房拉牛。乡里设“会”，保里置“堂”，一时间，刀会组织遍及淮宝各地。参加刀会以后，要一天三拜，跪会堂，念咒语，吃神砂、朱砂等物，然后就发狂般地舞刀弄枪、练气功和武术。由于刀会既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又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全凭封建迷信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加之刀会中一些会首随意抓人，刀会逐渐走上歧途。有的帮会组织既进行抗击土匪的骚扰，也反对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如巢南的大刀会以“练功防身，防匪保家”为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既抗击土匪，又抵制国民党抽丁、派税，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帮会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国民党特务组织就认为，“帮会之一二 往往可以掌握数百人或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各党各派若得数十帮会 参加其组织无异得数万或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参加其组织，费力少而成功多。”[4]于是，帮会组织成为敌伪顽争夺的对象。日军在淮南津浦路东沦陷后，因兵力不足，极力拉拢帮会组织。如蚌埠青帮头子沈席儒在抗战初期就有“七八十支长短枪，在蚌埠西南河梢一带抢劫来往商旅”，后受日本特务利诱，投靠日军，被封为蚌埠地区伪军司令，并“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收罗了一大批流氓、土匪、小偷、扒手”，不到一年，队伍就发展到余人，到汪伪时期，队伍高达余人，“驻防淮南铁路和津浦路南段”。[5]国民党顽固派也把眼睛盯上了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如在新四军进入苏北地区之际，本来对刀会采取镇压政策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意识到此时再对帮会进行镇压势必成为下策，便很快转变策略，由镇压改为收买利用。他答应刀会的一些条件，约束自己的部队，不得骚扰会众，以缓和与帮会的关系。他继而对帮会首领封官许愿，用重金、钢枪收买当地豪绅和刀会头目，并利用他们散布一系列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恶毒谣言。胡说什么“罗炳辉是大肚子，一天要吃一个小孩”、“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新四军抓住大姑娘小媳妇，要扒光衣服，奶头上扣铃铛，推磨扭秧歌”……千方百计制造民众尤其是妇女、儿童对新四军的恐惧心理。这样，作为封建性群众组织的刀会遂演变为封建性的反动武装组织。
对大刀会组织，地主豪绅、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先后插手，刀会的政治态度受其影响十分复杂，有的在国民党和地主恶霸操纵下，对新四军采取敌视态度。特别是皖南事变后，苏南的许多大刀队都受顽伪利用反对新四军，当新四军在江宁地区一些村庄宿营时，刀会群众予以拒绝，新四军战士不得不在野外露宿。这些组织的向背极大地影响着华中地区抗日斗争能否顺利发展，所以若能将其争取过来，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是积极有益的。
抗战时期，华中地区的刀会和帮会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关系着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抗战局面的开辟。处于敌伪、顽、我夹击中的新四军，要想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重视对帮会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对开展刀会、帮会的统战工作都非常重视。年3月，周恩来视察皖南军部时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他说：“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6]项英曾指出：“对于大刀会，是从政治上争取他们成为抗日民众武装组织，把封建迷信成分逐渐去掉（开始不要反对迷信和师父），培养和扶植政治上进步分子，取得领导地位，逐渐去掉迷信和坏的上层分子，以到实质上、名义上成为我们领导之下的抗日的民众武装。”[7]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也要求：“团结和争取一切已有的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大刀会、帮会、红枪会等共同抗敌。”[8]
正如陈毅在一篇文章中所写：“初到江南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江南‘闹匪’问题的严重，抢案日夕数起，‘坑山芋’（即绑票）威胁着江南人民；某些地区，黑夜当土匪，成为当地人的一种副业，某些游击队，也有黑夜出发，干其‘坑山芋’的勾当。”在匪患严重的地区，穷苦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地过日子。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后，所到之处，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土匪勾结，一些土匪武装为求得日伪保护，公开投敌，为虎作伥。在新四军开辟江南抗日斗争，创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土匪武装与新四军争人、争枪、争地盘，成了日伪的帮凶，严重地障碍了抗日力量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巩固。匪患成为江南社会的一大毒瘤，绝非朝夕之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等原因。陈毅指出：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农村经济命脉受帝国主义侵略彻底崩溃的结果，加之国民党政权撤退、日寇侵入，土匪因而更加活跃起来。解决土匪问题，是华中新四军各部均面临的问题。陈毅也曾为土匪问题作过许多思考，他指出：对为害极大的土匪必须用武力搜剿的办法来解决，同时要看到，土匪中除部分匪首，其他多为基本群众，大都是迫于生活无着，贫苦百姓才作出这一种选择。陈毅在一篇文章中特别介绍这样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新四军在句容抓住一名打劫的土匪，问他为什么做土匪，土匪说没法过日子。再问他的家庭情况，原来他竟是抗战阵亡军人家属。陈毅为之感慨，说：“抗属参与抢劫，我们怎能作为匪案办呢？”[9]为此，陈毅提出解决土匪的三大办法：（一）“积极作抗战动员，吸收失业人民加入抗战军队，效命前线，得附带解决其生活，发挥其活动力。”（二）“严厉镇压养尊处优的土匪头子，这些家伙，出租枪支，有计划捣乱后方，日寇一来，摇身一变即为汉奸。”（三）“失业人民，仅以生活而迫于抢劫，不应屠杀之，应以宣传释放。”解决贫苦农民的生计，组织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巩固农村统一战线。这一方针为解决华中地区的土匪问题指明了方向。
2．争取和改造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可能性
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在拉拢帮会势力和绿林武装，所以新四军若不能及时争取和改造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很可能陷入多种反动势力的共同夹击之中。
帮会组织的头目多为在地方上有重点影响的人士。在苏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和历史渊源，“封建帮会组织很多，拜先生、收徒弟、换帖拜把兄弟非常普遍，社会上的上层人士、工商业者、开明绅士以及地方实力派中，许多人是帮会头子。他们和伪军、顽军内的上层军政官员有着亲朋好友、师徒或把兄弟关系。”[10]江南帮会的“特点是家庭经济地位相当高，每个地区约有一二个帮会头子，每个头子均有一二千徒弟，老百姓中未参加帮会的极少。”如时任新四军第十六旅独立第二团团长程维新的父亲就有多徒弟。[11]
虽然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带有种种封建迷信的因素，但在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他们也会考虑自己的政治命运，所以除了少数汉奸和顽固分子外，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帮会会众和绿林武装下层成员多是穷苦劳动人民，敌伪“收买青洪帮汉奸、土匪首领，所以下级的群众，往往被自己 出卖给敌人收编了，还有自己不知道当了汉奸的兵。”[12]只要细心做好帮会首领和下层会众的工作，是可争取他们参加到抗日中来的。
彭雪枫十分注重争取、改造会道门武装的统战工作。他指出，对“绿林武装”，基本上应采取引导其走到抗日战线上来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其进行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于‘会门武装’（红枪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对他们应有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力；（二）他们的潜势力在农民广而且深；（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代，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更相信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何况数月来在抗战中，已经表现了他们的英勇成绩。我们的敌人，汉奸托匪对于‘会门武装’已经很早就在那里制造他们的‘成绩’。他们利用会门的落后思想意识来作为扰乱我们抗战势力的社会基础力量。我们不应该忽视民间这种伟大武装力量，我们应该加紧对他们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和新技术的训练，我们不应该把‘迷信仪式’看为严重的不得了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轻轻的把他们推向汉奸托匪日寇军阀的怀里去！”[13]彭雪枫认为，对于上述武装，必须善于发挥他们固有的力量，使他们坚强壮大起来，成为将来持久战中的生力军。
年5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地区。当地怀远县红枪会势力很大，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彭雪枫特意聘请了亳东红枪会任义清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的参议。部队刚刚抵达，任义清即以游击支队司令部参议的名义，先后到平阿山、龙亢、河溜、新集等地，与各地红枪会首领联络，帮助我党进行说服、争取工作，是我军基本上没有受到该地红枪会的困扰，很快打开了局面。由此可以看出，争取和改造刀会、帮会的工作是可行的。
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争取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策略方法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总结大革命以来对待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日伪和顽固派拉拢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策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统战政策。
1．派出干部说服帮会头目、绿林武装首领一致抗日
《东南局对大刀会问题指示》曾要求：“普遍派同志加入其组织，联结其首领，争取群众工作要慎重忍耐，毋暴急躁。”[14]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广大帮会会众和绿林武装人员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新四军派出大批干部对帮会会头目和绿林武装首领进行争取，耐心地宣传抗日爱国道理。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统战科长蒋天然在与大刀会首领的会晤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向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当前国难当头，炎黄子孙岂能同室操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致抗日，这就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我相信先生会以自己的观察判断，明辨是非，分清敌友的。”[15]最终，在大刀会、红枪会活动范围、势力较大的安徽，蒋天然成功地策动巢南大刀会首领项举鼎等人一致同意联合抗日，并于年取得了争取巢南大刀会起义的成功。此后，巢南大刀会10万会众被改编为江北纵队巢南抗日自卫队。
皖江抗日根据地江全区八大禁地区刀会总坛主叫王世喜，世代地主兼族长，手下有几是条枪。他叔父在当总坛主时，因打鬼子被杀害。因此，他与日伪有着深仇大恨。根据这个情况，新四军几次主动争取他，反复解释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说明我们是帮助他们防匪保家的，希望与刀会共同抗日。他看到新四军处处以诚、以礼相待，便答应和新四军共同抗日。后来，在统战工作人员的说服教育下，他主动要求把刀会改编为地方抗日游击队。
年秋，八路军第五纵队一到阜宁，黄克诚就决定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阜宁大队”，在组建过程中主动做了“小刀会”的统战工作。阜宁县的“小刀会”组织多属农民群众自发的封建迷信团体。抗战爆发后，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为了防止官、兵、匪、霸等抢劫敲诈，不少人参加了“小刀会”以保护自身利益。当时，阜宁县境内北有羊寨的“黑会”，南有沟墩的“黄会”，东有头渡一带的“红会”、“花兰会”等。八路军派人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的工作，使他们分清敌我，不仅和新四军停止对立行动，还争取其一般群众，吸收其出身贫苦的坚定分子加入到新四军。沟墩“黄会”头目曹高经做统战工作被争取过来，加入“阜宁大队”，并安排了适当职务。年1月初，在攻打“沙二截”（今属滨海县）土匪、平息反动地主武装叛乱的战斗中，曹高利用其在“小刀会”的影响，召来了多路“小刀会”会众，新四军趁机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攻取二截的胜利。[16]
年12月，刘少奇决定派孟波、何士德等人到海边龙王庙（今大丰三龙）做“海盗”的统战工作。当时，一些盐民、渔民及无业游民苦无生计，下海为匪为盗，盘踞港口，控制了海上渔业、贸易、交通以及海港税收等，各自称霸一方。这些海盗打着“国民党苏北实业总指挥部海防团”的旗号。新四军和他们一起蹲着吃大块肉、喝大碗酒，给他们讲团结抗日的道理，演抗日内容的文艺剧目，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使他们懂得了新四军是真心抗日的，觉得自己在海上也经常受日寇的欺凌，便向新四军靠拢。年2月，新四军又派军部财经部副部长李仁俊率陈铁均等人前去正式将其改编为新四军苏中海防总队。
启东沿海有海匪常常上岸骚扰百姓。陆州方，又名陆兆林，是崇明岛一带有名的海匪“司令”。他有几十条船，几百人和多条枪，长年在海上活动。这支队伍成分很复杂，除少数流氓、二流子外，大部分是沿海的贫苦渔民。有人甚至认为“这幌子部队纪律很坏，一般的自重自爱者都羞与为伍，但又无可奈何它。”[17]为争取陆州方抗战，陶勇于年秋末先派人送礼物给陆州方，然后与其谈判。陶勇从民族大义、战场形势等进行了劝说。此后，“朱兰同志每天和陆州方的小老婆谈家常，谈经历，谈抗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革命的道理像一盏灯，照亮了黑暗中迷路的人们。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工作，陆州方终于表示，接受陶司令员的领导，听从陶司令员的指挥，共同抗日。”[18]
2．帮助帮会组织、绿林武装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其对新四军的误解
长期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其掌握的舆论优势，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极力诬蔑诋毁，再加上刀会、帮会和绿林武装多采取封闭的政策，对新四军不了解，因此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动摇的。如不能正确对待帮会势力和绿林武装，将会使新四军受到严重的孤立，甚至付出血的代价。项英曾对改造帮会工作提出要求：“尊重其利益，尽量帮助他解决迫切要求，请他 群众，建立威诚的友谊后速进一步接近影响他们。”[19]
如为了开辟江北的抗日局面，江北指挥部于年夏派巢无庐游击队长率两个连争取巢南大刀会，遭刀会内部反动势力袭击，大部牺牲。刀会的存在及其态度影响新四军的战略展开。这惨痛的教训，说明新四军必须消除与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隔阂，消除误解，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要消除与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误解，拉近与其距离，新四军积极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其利益，是获取其信任的有效方式。
在浙东，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要团结根据地内外各会门组织、协助其合理解决会门人员之生活、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抗日热情。
年下半年，巢湖以南地区的大刀会在国民党特务和恶霸地主的操纵下，对新四军进行封锁，阻断皖中与皖东地区的交通联络。中共舒无地委和江北游击队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决心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着手解决大刀会这一严重问题。中共舒无地委书记黄岩亲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向张云逸汇报争取团结大刀会的问题，基于大刀会会众多是劳苦大众，决定对他们采取教育、瓦解的方针，除非危及新四军安全，否则决不轻易诉诸武力。决定派江北游击纵队统战科长蒋天然，去做争取巢南大刀会的工作。经过调查研究，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大刀会各派的不同态度，江北游击纵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满足山区的商品供应，活跃山区经济，改善大刀会的生活；镇压姥山土匪，解救出刀会商人。
年秋，蒋天然争取刀会首领项举鼎之际，国民党第五战区联络官乘日伪军在东关筑碉堡之机，派人伪装新四军打了几枪，把日军引导刀会堂口，堂口遭日军烧杀抢掠，还被抓走许多村民。江北游击纵队政委黄岩和参谋长桂逢洲指挥夜袭东关，救出村民，改变了项举鼎对新四军的看法，使他相信新四军是真抗日。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和耐心工作，成功地争取巢南大刀会与新四军合作抗日。
有的帮会首领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但势单力薄，孤军奋战，常常遭遇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及时予以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支援，赢得了他们的认同。如澄武地区郑陆桥大刀会总台主钱显生被日伪抓去后，新四军将其救出，钱感动之余表示愿意与新四军一起抗日。其后，他还担任了澄西抗日民主政府的副县长。
此外，新四军在帮助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方面的措施还有：“满足山区的商品供应，活跃山区经济，改善刀会会众生活，镇压姥山土匪，解救出刀会商人。”[20]不仅消除了刀会和新四军的隔阂，而且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使帮会成员相信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经过积极地引导，丹阳的赵秉伯、镇江的徐在禄、龙潭的殷老五、句容的鲍四、宜兴的程维新等均为新四军争取，为我所用。
3．抓住对帮会、绿林武装统战工作的领导权，引导其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首领和基层成员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其首领或通过教义，或通过内部的帮规，往往能有效地控制会众。要做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统战工作，就必须重视对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首领的工作，切实抓住其领导权。尽管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与新四军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抗日救国方面可以达成共识。一些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首领，在抗日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有可能率会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年底，蚌埠、怀远等地失陷，“溃军散兵遗落民间枪支甚多”，淮北抗日人民自卫军 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议赵丹出面请当地帮会 杨海青出来收拾残局，而杨私下里也认为“既能打出抗日旗帜，又能搞到一个头衔，遂慨然允诺。”[21]
为了争取和改造刀会、帮会和绿林武装，将其转化为抗战的坚强力量，新四军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积极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着力掌握对他们的领导权，引导他们走上抗日救国道路。
在巢南刀会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很大，在银屏山一带和含山南部地区的刀会，号称有10万之众多。刀会的绝大部分为当地的一些封建势力把持，他们勾结日、顽，欺压群众。中心县委总结过去的经验，认真做好刀会上层人士和刀会群众两个方面的工作。在采取抓住一个村子，深入一个堂口，摸清刀会内幕，掌握情况以后，积极在刀会群众中进行工作，提出“发展一个党员，建立一个支部，改造一个堂口”[22]的统战策略，在摸清刀会内部情况后，依靠党的力量，将那些有思想觉悟、具备入党条件的会员发展为党员，建立支部。“同时，又通过在刀会内的中共党员在各堂口进行活动，使大部分刀会的副会长、副堂长等职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有的共产党员还担任了正职。”[23]并推选干部林岩担任以陈家山口为中心的总堂名誉会长，使党组织秘密插进了刀会，这样使原来把持刀会的封建势力孤立起来，以至排挤出去，逐步形成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刀会，把刀会变成中共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使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
在皖江，地方党组织布置党员在各个堂口的堂长、副堂长、指挥中，选择合适的对象，做好工作，发展为“特别党员”。
在鄂豫边区蕲太英浠边，汉留会有相当的影响。为了引导汉留会走上抗日道路，免被封建顽固势力或日伪所利用，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改造工作，教育他们不要充当汉奸和敌特，不要欺压百姓，鼓励他们为抗日救国出力。蕲春县圆襟冲汉留“大哥”詹大恒和郝家冲汉留“大哥”陈细石原系土匪出身，打家劫舍、危害地方。新四军方面对他们作了多次谈话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他们改变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态度。陈细石主动把自己掌握的10余支枪交给新四军方面，还经常为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侦探情报；詹大恒与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也建立了经常联系，县区武装常在他家食宿。后来，他们凡吸收新会员，都事先向新四军方面汇报，并把会员入会的收入交给新四军作抗日军费。
在苏中新洋港一带的原大佑农垦公司实业保安渔民自卫队原属国民党政府的盐垦部门领导，其社会基础是“青红帮”，袁兆瑞是大队长，在海上保持了较强的实力，与大海盗“东海王”王干才一起控制着北自陈家港南到吕四港的海上地段，成为当时的黄海一霸。八路军刚到盐城，黄克诚就十分重视对这支武装的统战工作。他多次派董立、成克坚、赵定等人去该部驻地洋马港（今属射阳）开展统战工作，袁兆瑞本人有一定的爱国抗日思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愿互相合作和支持，在其防区内保证共产党军政人员安全和自由进出港口。年7月，在日伪“大扫荡”中，日伪突袭该部的袁家尖，袁兆瑞在与日寇激战中不幸阵亡，其侄子袁国祥继任大队长，开始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抗日道路。年11月，该部正式改编为“盐东海防大队”。他们多次为抗日根据地从上海购买枪支弹药、医疗药品等，从海上掩护接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员来往于敌占区的大城市，为抗日军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年11月，在盐城战役中，他们还配合新四军攻克北洋岸、南洋岸、盐城飞机场等敌人重要据点，为解放盐城做出了贡献。[24]
陈毅在年还提出了掌握帮会的具体办法：一是“根据他的封建性，以分区为单位，由我们决定一有威望的熟悉青红帮的同志作为 ，成为统一领导的中心，以统治各区流氓首领，使原有各首领对之 服从，在党内确立专门的同志负责。”二是“利用其组织形式，强调集中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方法亦以此为根据，利用其忠孝仁义之宗旨，发挥为忠于国家、孝于民族，信义于政府与新四军。”三是“以总 的名义，活动范围及经济利益，并分配一定任务（如破坏、暗杀敌人及清乡队等特种任务）。”四是“为防止在形势严重时部分的动摇叛变与鼓励其斗争积极性，可在帮规上规定奖惩条件。凡叛变投敌者，得由会众制裁之。并按各首领之具体表现，布置监视人（即第二首领），抓住群众制裁之。如现在即对我破坏的，须按实情用各种办法将其制服。”五是“县级暂不进行这项工作，县以公安局与设立之帮会首领，可以发生横的联系，总之，掌握流氓帮会也就是要控制根据地内一切已存在的流氓帮会势力，不是助成他发展他。所以一方面是默许其存在，另一方面勿使其影响进一步的扩大，各级负责人也就不能随便的和他们进行谈判或亲自参加工作。”[25]
新四军注重帮会和绿林武装上层分子的工作，减少了统战工作的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学者曾说：从共产党匪运工作的实践来看，“实际效果显示，下层匪运工作难以奏效，上层联络工作成功较多”。[26]是很有道理的。
4．根据团结、争取、引导的方针，对帮会组织、绿林武装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由于刀会、帮会和绿林武装的名目众多，成分也良莠不齐，因此新四军对之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其进步分子进行争取和鼓励；对首恶和反对分子，进行坚决的军事打击；对一般匪众，着重于政治瓦解、分化、争取。华中各地的抗日民主政府还颁布匪顽自新条例，对小匪首以教育为主，允许其自新；对生活无所依的匪众，指明生活出路。同时大力发动群众防匪剿匪，保卫家乡，从而迅速平息了匪患。正如彭雪枫年6月所指出：“对于‘绿林武装’（土匪——即架杆子的）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在工作过程中，努力进行说服教育，象东三省义勇军对待‘胡子’的‘合一不合二’（合作一次如不合意下次不来）、合伙不合财（合伙打敌人不合同分财帛）的经验教训去耐烦的诱导他们走上抗日路线。倘若一味的实行‘剿’的办法，那不但‘剿不完’，而且恰恰给汉奸托匪和日本军阀制造了朋友。自然那些百般说服无效，尽量收编不成的无可挽救的‘惯匪’，只有武装的断然的解决他们的首领，改造他们的成分。总之，我们要在政府的主动下，争取绿林武装到抗战势力中来。这里反对一二野心者之流的漫无限制的‘收编土匪’、‘滥下委任’，企图挟匪自重。这里要防止汉奸托匪对这些武装的‘拉拢收买’，象他们在华北所做的一样，藉这些武装来扰乱抗日后方，钳制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政权。“[27]
年7月，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在二支队三团的配合下，在苏南江宁县朱门地区消灭勾结日军、残害人民的土匪武装朱永祥部，将朱永祥生俘，解送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法办。
年8月初，为策应八路军南下，支援苏中反顽作战，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的率领下，渡三河进入淮保地区。当地大刀会在韩德勤顽军的驱使下，对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只见一群亡命之徒排成队列，在胸前斜挂着黄色符带，满脸煞气的刀会头目指挥下，挥舞着大刀冲杀过来。后边紧跟着几千会徒，黑压压一片，手执大刀，口里喊着“刀枪不入”、“老祖保佑”。新四军对围攻上来的会徒进行政治喊话，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韩顽造谣诬蔑、欺骗利用他们与新四军为敌的罪恶行径。可会徒们全然不听，疯狂地向新四军阵地冲杀，并动手夺取枪支，砍杀新四军战士。在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罗炳辉只得下令还击，在机枪的猛烈扫射下，大刀会的会徒们如鸟兽般一哄而散。为了彻底解决淮宝地区的刀会问题，罗炳辉和支队领导人作过多次研究，认为：会道门虽形式种种，但大都是以打击日伪和土匪为目的，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至于其被国民党顽固派和地主、豪绅所操纵，这也说明刀会有群众基础，有利用的价值，新四军不对其开展统战工作，无疑会被他人所利用。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也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性。在日军中，有的还专门设有会道门工作部，许多会道门首领在日伪的威胁利诱下，投靠了日伪，与新四军作对。不解决刀会问题，新四军就难以在淮宝地区立稳脚跟，更谈不上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为此，五支队制定了对刀会进行争取、团结、引导的方针，以争取其走上抗日道路。五支队挺进淮宝地区后的几个月中，数次击退刀会的进攻，使刀会不敢轻易再进行武装挑衅了。在此基础上，罗炳辉作出“不主动出击、不打 枪、不追逃跑会徒”的规定，把刀会头目与会徒相区别。还击进攻时，尽量做到只打刀会头目，杀一儆百。罗炳辉还亲笔写信给一些刀会会长和总会长，言辞恳切，晓以大义，既肯定他们打鬼子、防土匪、保家乡的举动，又指出他们跟着韩顽与共产党作对的错误，同时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指出他们的光明之路。在新四军的争取下，不少刀会头目愿意谈判言好的，新四军一律表示欢迎。当地有叫严小六子、罗通义的两个小刀会头子，经新四军武力教训后，认识到与新四军作对不会有好下场，派来会徒与新四军讲和，罗炳辉表示欢迎。罗炳辉请严小六子和罗通义吃饭，好同罗通义叙本家，并向其赠送枪支。这对瓦解淮宝地区的刀会势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后，不少刀会头目和会徒受到教育和政策感召后觉悟了，转而参加了新四军。对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刀会头目严惩不贷。镇压了杀害八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的高良涧刀会头子孙永礼和季恒勤。
在解决根据地土匪问题的基础上，新四军领导人曾努力感化和改造了一些土匪头目，争取其走上抗日道路。在苏中沿海，“陶勇孤身降海匪”一事，可谓是家喻户晓。
黄海边上有个颇有名气的海匪头子，叫孙二虎，黄海百年上的渔民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武艺高强，枪法特别好，仗着手下的“兄弟”多，谁也不买帐，日本人、国民党都不敢轻易惹。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陶勇率部初到黄海之滨，就听到关于孙二虎的传闻。他决定有机会要会一会孙二虎。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两个战士把一个五花大绑的汉子押到陶勇处。此人正是孙二虎，他这天带了十几个海匪打劫时被新四军战士抓住。经审问，得知是孙二虎后，陶勇亲自给他松绑，并示意战士将孙二虎的驳壳枪放在桌子上。随后，陶勇对他说：只要你掉转枪口一起打鬼子，过去的账可以一笔构想购销。孙二虎当即表示只要放他回去，就率部投奔新四军。孙二虎被放了回去，但没有依照约定前来接受整编。原来，国民党想利用孙二虎对付新四军，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副官，许以厚利，要他归顺国民党。这让孙二虎左右为难，躲在一条大船上。既不与国民党副官见面，也不与新四军联系。陶勇见孙二虎没有带队伍来受编，就决定自己“单刀赴会”，去劝说孙二虎改编。孙二虎见陶勇一人前来，很是感动，十分佩服陶勇的胆识。在陶勇的耐心劝说下，孙二虎交出50多支枪和所有船只，接受了收编，并改名“孙仲明”，以示他弃暗投明之决心。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独立营营长。在苏中沿海，至今还流传着当年老百姓称颂陶勇义释海匪、争取其投身抗日的歌谣：“孤胆伏虎称英雄，深入虎穴建奇功；不靠枪弹靠机智，大智大勇数陶勇。”[28]
“先天道”原是日本控制的反动的封建会道门，发源于华北。年发展无锡农村。在其“佛力保家”、“刀枪不入”等迷信口号的影响下，深受日伪顽之苦的农民遂多盲目入会。但他们面对仇敌，冲破道首们的束缚，爆发出复仇的烈火。年初，苏南春荒，2月27日，聚集在锡东安镇附近上山村的多道众手执大刀，砍杀了下乡来的伪军，并乘胜直冲安镇，攻击日伪据点。29日，四乡道众汇集上万人再次围攻日伪据点，前后共砍杀日伪军二十多人。苏中六地委委员、军分区司令包厚昌，与锡东、锡北县委对“先天道”分析后认为，其上层是反动的，而广大道徒则是深受日伪顽匪之苦的基本群众，遂决定采取“联络其上层，团结其下层”的方针，提出符合广大道众意愿的“保村庄、保太平、打鬼子、反土匪”的口号，并要求各县委派人打入其内部，争取主动地领导群众投入斗争。各地按照六地委的部署，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入道，有几十人当上了“先天道”的标长。锡北县委委员张卓如与道首接触，晓以大义，说服其顺应民意。在党的领导下，“先天道”会众的斗争迅速波及无锡、常熟、沙洲、江阴、武进等地农村，参加人数达10万以上，大小暴动90多次，杀死日军30多人，杀死伪军、顽军和特务、土匪多人，捣毁日伪检问所、税务所10多处，形成了声震江南的农民大暴动。
5．逐步消除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负面影响，将他们改造为抗日队伍
为了彻底克服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封建落后的一面，新四军采取措施消除刀会、帮会的负面影响，将他们改编为抗日队伍。项英曾指出：“基本上应争取他们抗日，一方面来使之不受汪所利用，但不要忘记争取也得要逐渐改造其旧传统及瓦解他原有组织。”[29]
在豫鄂边，鄂东、鄂中一带的汉留会影响很大，人数众多，加入汉留会的都称“兄弟”，其成员多为流氓无产者，成分复杂。中共鄂中特委注意加强对其的领导，努力改造汉留会这一封建性群众组织为党影响下的抗日组织。年8月，鄂中特委成立了以沈德纯、黄定陆、李春山为领导成员的“汉留会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从国民党牢狱中营救出汉留会的“大哥”郭仁泰、吴文安，取得了二人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信任。进而，又通过其与鄂东、鄂中各地的汉留会“大哥”联络，使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与各地汉留会“大哥”的密切关系，在鄂中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后，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建立了多支以汉留会为主要成员的抗日游击队，并陆续将其改编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这些抗日游击武装后来大都编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巢南地区的大刀会以项举鼎为首的项、任、马、张四姓为一派，倾向新四军，项举鼎赞成抗日，但因受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挑拨，对新四军误解较多。任家山的任绍堂，是巢南五县边界有名望的士绅，民族感较强，为人正直，他虽不是堂长，去控制着十几个堂口，是项举鼎信得过的人。最反动的是老坞嘴的堂长郑旭初，此人不抗日、只反共，表面上承认项举鼎为总堂长、总指挥，但暗中拆台，与项矛盾很深，并多次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蒙蔽不明真相的大刀会众掀起暴动。针对这一情况，新四军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大刀会各派的不同政治态度，决定先做任绍堂的工作，再通过任争取、团结项举鼎，对郑旭初则进行揭露、孤立和斗争，经过艰苦的斗争，新四军基本上争取了巢南大刀会。年2月，经张云逸等批准，由蒋天然作为新四军代表与项举鼎等大刀会代表共同签署了大刀会与新四军联合抗日的十条协议，将大刀会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巢南独立团。[30]
在淮北区，对待湖上枪帮的方法是：用大刀阔斧的方式，把原有的枪帮一律予以自卫队的组织，除掉一、二个在顽匪盘驻湖上是为虎作伥、受渔民痛恨的枪手不任用外，其余即赋予队长、班长的名义。除了将刀会直接改编为正规军之外，同时积极帮助地方政府组织农抗会、工抗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使刀会销声匿迹，自行瓦解。“昔日黄幡飘摇的封建刀会王国，完全变成红旗招展的抗日根据地！”[31]
年9月，新四军第16旅某部解放了高淳的安兴、漕阳等地，并成立地方抗日政府。作为安兴区边缘村的花门墙民众自发组织的大刀会自卫。为动员群众一致抗日，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政府支持花门墙村在大刀会的基础上成立民兵组织和游击小组，并发给枪支。年8月，下坝据点之敌到花门墙扰掠。这一带千余刀会会员和民众奋起抗击，地方武装安兴区队、溧高大队配合作战。附近敌据点之敌出动增援，新四军某部赶往助战，将敌军击溃。
在豫鄂边，鄂东、鄂中一带汉留会的影响也很大，人数众多，加入汉留会的都称“兄弟”，其成员多为流氓无产者，成分复杂。中共鄂中特委注意加强对其的领导，努力改造汉留会这一封建性群众组织为党影响下的抗日组织。年8月，鄂中特委成立了以沈德纯、黄定陆、李春山为领导成员的“汉留会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从国民党牢狱中营救出汉留会的“大哥”郭仁泰、吴文安，取得了二人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信任。进而，又通过其与鄂东、鄂中各地的汉留会“大哥”联络，使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与各地汉留会“大哥”的密切关系，在鄂中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后，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建立了多支以汉留会为主要成员的抗日游击队，并陆续将其改编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这些抗日游击武装后来大都编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刘少奇来到华中后，对新四军争取和利用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工作极为 6．打入帮会组织、绿林武装内部，培植抗日力量
在苏南，抗战初期，丹北地区的青红帮和大刀会等有相当势力，日伪利用帮会推行伪化，派汉奸向会道门首领表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维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一些狡猾的日军头目还和会道门首领结拜兄弟。为了同日伪争夺对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控制的主动权，党组织决定允许一些党员开堂收徒，从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内部培植抗日力量。苏南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专员、县长或军队中参谋长以上，经上级批准可以出面仿照帮会组织形式收徒或学生，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经过批准可以允许结干亲等。
丹北地区各级领导根据上级“利用封建、削弱封建”的指示精神，对封建帮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和帮会头目接触交往，进行爱国、爱家乡的宣传，一方面在敌占城镇、水陆交通要道两侧的接敌区开设香堂收门徒，对象主要是伪军中的基层军官、伪党政中下层人员、接敌区的伪镇保长和工商业主等。年，丹北路北村根据上级指示，决定采取“利用封建削弱封建”，运用“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为抗日斗争服务，提出“一心救中国”的五个新辈分取代青帮“大通悟觉士”五个辈分，仿照帮会组织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将伪军、特工人员、日军翻译、伪乡保长、地主、资本家、地方实力派、青红帮的大小头目和下层群众收为徒弟或学生，这一工作对削弱日伪的社会基础，扩大共产党、新四军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分区司令韦永义、专员管寒涛、县长赵文豹、施光前等都开门收徒弟。韦永义和镇江县大港镇“大”字辈青帮头目赵福奎、王核桃、徐四结为朋友，并通过他们与镇江县第四自卫总团团长、帮会头子赵秉伯等人建立了联系。他还接受镇江东乡伪自卫团的头目罗春法等10兄弟投的帖子，收其为学生，从而控制了新老洲到大港、韩桥、谏壁、辛丰一带的港口道口，保证了长江铁路两侧秘密交通的畅通，并掩护敌占区生产的食盐、布匹、物质等运往根据地。[33]
年夏，先天道传入苏南澄锡虞一带，四乡农民抱着免灾消难、习武抗日的心理纷纷加入，使先天道得以广泛传播，短期内达10万之众。不过，有些先天道组织为日伪所利用。中共苏中六地委对先天道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决定对先天道上层展开联络分化工作，对下层的团结工作也同时进行。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通过入道方法，打入道内开展工作，同广大道徒一起，不顾道首们的阻挠，把斗争矛头指向日伪。年春，终于引发先天道的大暴动，波及无锡、江阴、常熟、武进等地，参加暴动人数达5万人以上。他们砍杀骚扰的日伪军、冲击伪海关、围攻伪警署和税所。对此，《解放日报》曾作连续报道。
在和含地区，党组织还利用原先曾是安清帮头子，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赵鹏程在帮会中的威望，，让其公开出面收徒，然后再引导帮会成员走上抗日道路上来。赵鹏程于年在芜湖参加了安清帮，以后在和、含、芜、全椒一带广收学生，由于他的辈分大，又能帮助人排忧解难，一时名声大振，人们称之为“二爷”，甚至有人称之为“平安菩萨”。抗战爆发后，赵鹏程曾以安清师徒关系，发动群众，收编国民党溃军，多次组织武装进行抗日，但因为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多组织的武装多次溃散。后来，由于受新四军的影响，使其认识到仅仅靠个人的奋斗，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就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年，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要求赵鹏程继续在和含地区广收学生，这些学生经过一定的教育后输送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含地区一位负责人曾说：“赵鹏程在抗战时期为我军输送的兵员，可以组成一个师。”[34]年，新四军七师副师长傅秋涛也向赵鹏程提出了这一任务，要他通过收学生的方式，扩大革命力量。赵鹏程很快就集中了多“学生”，组织了和含独立营。为了使这些学生在参加帮会的时候，就具有较强抗日救国意识，赵鹏程为帮会制定了“十大帮规”，明确提出：“大敌当前，我们有责；团结为重，一致对外；国家需要，父子上阵；保护群众，如同父兄；三大纪律，不能违犯；争取伪军，为我作战。”[35]这样就把青帮的帮规与新四军的抗日救国主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新四军基本上控制了和含地区的青帮组织。
地下共产党员徐光楚争取洪帮的工作很有成效。年春，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的战术教官的地下共产党员徐楚光到南京后，居住在鼓楼岗上的兴皋旅社。另一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汪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金龙章从武汉赶到南京，与徐楚光共同拜访了南京的洪帮帮主朱亚雄。金龙章与朱亚雄同是上海洪门兄弟，交往甚笃，朱亚雄的女儿还认金龙章作干爹。朱亚雄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上海日商的一家棉纱厂做厂医，以后医院院长兼上海法政学院、医科大学的校医。在上海，朱亚雄曾加入了“洪门五圣山”。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上海洪帮主办的抗日团体“洪兴协会”，负责救护队。后流落南京，为谋生计，他投靠在上海法政学院做校医时认识的大汉奸陈群。陈群安排他在伪内政部卫生司第三科科长，兼警官学校校医。闲来无事，他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在上海曾参加过洪帮。经大家的怂恿，年春，他在自家院中“开山立堂”，自封帮主。当时，南京各帮会在日寇占领下均已转入底下，所以“洪门大亚山”一枝独秀。加上朋友捧场，汪伪军政各级官员、富商巨贾纷纷加入以为倚靠，一时冠盖云集、来者如云。两三年下来，大亚山正义堂号称有数千之众，社会上以讹传讹，更是把他看得势力莫测。
所谓“大亚山”并不是真有山，而是以“义气”相互标榜，愿意参加的人只要有人介绍就行。参加者各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借此与政界人物拉上关系向上爬，有的人是想借此发展生意并求得保护，有的人是企望消息更加灵通等。凡初次进门参加洪帮的都要缴足香资，香资除了用于香堂及执事开销外，余下的全归山主。朱亚雄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资金越来越丰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经常出没在政界、军界及社会名流中，成为当时南京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大亚山正义堂堂口在莲子营60号。金龙章来访，朱亚雄惊喜万分。金龙章为徐、朱二人作了介绍。朱亚雄在谈话中流露出：在日本人保护下少了很多麻烦，只怕要落一个汉奸的骂名了。金龙章对他分析了国内外时局变化，劝他给自己寻好退路。徐楚光也向朱亚雄讲了日军在南洋地区与英法等国作战，战线越拉越长，获胜的希望越来越小，而国内民众的抗日斗志则越来越强。朱亚雄边听边点头，初次见面就拉近了徐楚光与朱亚雄的距离。
在金龙章的引荐下，徐楚光正式加入了洪门，拜朱亚雄为大哥，并拉来一批军官加入。朱亚龙满心欢喜。徐楚光经常到堂口做客，与朱亚雄的关系逐渐升温，对朱亚雄的了解也日趋深入，发现朱亚雄尚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在徐楚光的努力下，朱亚雄开始为抗日斗争的需要做了一些事情。
年夏，徐楚光搬出了兴皋旅社，住进了鼓楼二条巷1号。两人之间的友谊每日俱增，彼此都相互信任。徐楚光感觉到争取朱亚雄抗日，为共产党做事的时机成熟了。同年8月的一个晚上，徐楚光与朱亚雄进行了亲切的谈心。徐楚光就抗日发展趋势与他一起分析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并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情况。徐楚光还向他明确了自己就是八路军的身份。朱亚雄听后大为感动，不仅表示愿意抗日，而且拉着徐楚光跪在洪门五祖香案前明誓，结为至交。
在徐楚光的引荐下，朱亚雄广收地下党员入会，刚从感化院被营救出的共产党员张冰（原名王禹声）也加入了帮会。朱亚雄、徐楚光、张冰3人结为弟兄，常在一起研讨抗日工作。由于日本人对铁路、公路、水路实行了全方位的封锁，给新四军物质运输和人员来往带来很大困难。根据党的要求，徐楚光把开辟一条掩护共产党员和物质运输到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朱亚雄。
朱亚雄接受任务后，一直在寻找完成任务的突破口，在一个高级军官的宴会上，他结识了华中铁道公司主管铁路治安的警务课课长木村。木村正为铁路沿线的偷盗忙得焦头烂额。朱亚雄乘机在他面前把洪门组织的力量吹嘘一番，并表示愿意联手共同维护铁路治安。木村当即应允。
经过磋商，木村同意由南京洪帮组织护路队，名为“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由木村领导，管辖南京至芜湖和南京至奔牛铁路各站治安，与路警、日伪宪兵不发生关系。护路总队部和镇江、下关等5个分队和中华门一个直属小组，朱亚雄任总队长，徐楚光任督察长，分队长均由可靠人员担任。徐楚光派地下党员张冰雄担任护路总队情报组组长。由于朱亚雄忙于上层交往，护路总队实际由张冰负责。
徐楚光、张冰享受总队部人员待遇，可以随时乘左头等车厢，并免受检查；株式会社警务课发给护路总队6张不贴照片的免费乘车特别通行证。这样，给往返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和新四军重要人物提供了正确保证。徐楚光利用护路总队掩护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员、物质进出畅通无阻。各队送来的情报，经张冰整理后，都及时送到新四军军部。
在开辟铁路交通线的同时，徐楚光还建立了一条水上交通线。经黄埔军校同学会介绍，徐楚光认识了南京建华银行苏州分行经理唐公福，他也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徐楚光的师弟。他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共产党员，在抗战时遭到国民党杀害；另外一个是汉奸，任伪江苏省建设厅长。唐公福交际广泛，各条道上都有他的朋友，他因银行业务经常往返于南京、苏州之间。经徐楚光引荐，唐公福加入了洪门“大亚山正义堂”，两人并结拜为兄弟。徐楚光经常同他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多次提到由于日伪军的严密封锁，造成新四军物质匮乏，抗战极其艰苦。唐公福试探性地表示自己能不能去根据地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徐楚光向他透露了自己是新四军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不久，唐公福辞退银行经理职务，抽出地产公司资金，到扬州向苏北清乡专员张北生承包了苏北猪只税局，承包期为年1月至12月。
所谓猪只税局，就是征收猪只税的机构。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一简单的工作决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在关卡林立、各派武装力量割据的苏北大地打开局面，唐公福等人请出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致庄的参谋长曹榜和伪扬州县县长的弟弟做税局的顾问，并由曹榜出面请如皋、泰兴、海安驻军长官吃饭，谈好合作条件，向他们承诺，所辖地区税局局长由他们任命，承包人派任副局长。
新四军根据地所在的盐城猪只税局局长则由项部黄副官出面介绍吴汉才（中共地下党员）出任，泰州局的局长也是与新四军有工作关系的马安士担任。猪只税局的成立，成功地保障了水上交通运输线。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可以持税局职员证通过敌封锁线关卡；根据地运出活猪、咸肉的船只，可以凭税单通过伪军警的关卡。这些船只还可以在船舱内夹带黄花菜、鸡鸭蛋及其他土产运销江南敌占区，再购回药材、棉纱、百货等根据地急需的物品，有力地打击敌人的“清乡”和封锁。
苏北猪只税局和华中铁道护路总队成为徐楚光秘密开辟的两条交通线，一个在水上，一个在陆上，有力地保障了南京和新四军根据地之间的情报和物质往来。
7、坚决剿灭祸害乡里、投靠日寇的反动会道门和匪帮
新四军在积极争取和改造帮会组织、绿林武装的同时，对于成为汉奸的帮会武装，则采取了坚决打击和消灭的政策。
巢南姥坞嘴大刀会郑旭初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则根据群众的要求，派出武装，一举消灭了其中最反动的分子。安徽凤台一带比较偏僻，生活贫穷，交通不便，武装土匪会道门活动比较猖獗。势力对大的是王鹏飞、尚四猴子为首的红枪会，有近两千人的武装，活动于怀远、凤台、蒙城三县交界处，霸占一方，独立为王。我党为争取这股武装，曾进行了大量工作，但他们冥顽不灵，暗中与国民党派遣特务勾结，向国民党提供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情报，制造了平偻山暴动事件，袭击根据地民主政权，活埋抗日干部，并挖沟开壕，加紧构筑作战工事，坚持与新四军为敌到底。 ，彭雪枫下决心，派团主力部队，一举夺取了他们盘踞的巢穴——潘集，处决了王鹏飞和尚四猴子，使凤台县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唆使一些封建地主及汉奸在淮南地区进行武装暴动，区域达八县之多，为首分子就有封建大刀会头子，他们疯狂残杀抗日干部，蹂躏妇女，摧毁抗日基层组织，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在淮南路东的抗日部队，新四军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镇压了不法的封建地主，平息了大刀会的暴乱。在分化瓦解和争取教育的过程中，有不少觉悟了的大刀会员，参加了新四军。[36]
洪泽湖，位于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的结合部，方圆百里，上接八百里长淮，下连运河和白马湖、高宝湖，湖面宽阔，港汊纵横。湖中芦苇摇曳，鱼虾肥美，菱藕丛生，水产丰富。然而，洪泽湖却一直为土匪控制，当时以陈佩华、魏友三、高铸九等人为首，且多有国民党顽固派的背景，再加上一些五花八门的小股匪，洪泽湖简直成了匪窝。这些湖匪长期据湖为患，抢劫掠夺，残害百姓。八路军新四军开赴这一带作战，对不少土匪头子作了争取工作。但匪首认为有国民党反共派韩德勤或日伪作靠山，根本不听劝告，他们频频袭扰根据地，杀害抗日干部。特别是，坚持苏北抗战的新四军主力——三师前身为八路军，指战员大都不习水战，湖匪更是有恃无恐。
肃清湖匪成为巩固抗日根据地之急务。平定湖匪，可以使苏北新四军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日伪顽势力，使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抗日所用，使其成为沟通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还可使新四军利用其特殊的水上条件与日伪周旋。
年，新四军三师决定发起大规模的洪泽湖剿匪斗争。计划获新四军部批准，三师九旅旅长张爱萍担任此战役的总指挥。
张爱萍指示参战部队到洪泽湖周边渔村发动渔民，征集船只。渔民闻知要剿灭匪患，纷纷给予支持。参战部队指战员随即开始水上战斗训练，学游泳与划船。同时对船只进行改造，以适应作战需要。作战任务主要由九旅二十五团及九旅警卫营担任。
年5月5日，参战部队分乘若干船只，根据作战要求，悄然隐蔽在洪泽湖西岸的河道中，待命攻击。次日拂晓，张爱萍下达了攻击湖匪的命令。顿时，战船分三路一齐出动，排成阵形，向湖匪的集结地进发，很快与数十条匪船相遇，战斗随即打响。湖匪大为惊恐，随即向湖中仓皇逃窜。参战部队分路展开追击，枪弹、炮弹在洪泽湖上腾起高高的水柱。一时间，洪泽湖面战船密布，硝烟弥漫。经过正面攻击，包抄合围，除高铸九等少不匪徒溃败投敌外，大部湖匪被歼。从此，洪泽湖回到人民手中，也成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命脉。
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帮会、绿林武装的统战工作的作用
1．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抗日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势力的阻挠。由于大刀会、红枪会等在华中部分地区的势力很大，仅巢南大刀会号称十万之众，有枪的武装力量都有两千多人。地主、豪绅和顽固派操纵了一部分会员，是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巢湖里有四千多土匪。对土匪好办，难办的是大刀会，他们大多数是群众。把大刀会争取过来，是创建皖中战略区要突破的 道难关。”[37]凤台潘集的红枪会在顽军唆使下与新四军对抗，被新四军镇压，消灭红枪会后，凤台县的抗日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刀会、帮会工作的正确开展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如澄武地区的大刀会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实力较强的刀会组织。其总台主钱显生经过新四军的大量工作，“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从而分化瓦解了这个地区的封建势力，发动了群众，壮大了抗日力量，进一步扩大了游击区。”[38]
和含地区的刀会势力也很大，一些地方豪绅操纵利用刀会组织，国民党地方势力也拉拢刀会上层人物，并将一部分刀会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致使这一组织染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成为新四军开辟、巩固根据地的一支敌对力量。和含地区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争取、团结的办法，解决刀会问题。一方面，在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救国主张的同时，也给予必要的武力震慑。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使刀会认识到新四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也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不侵犯人民利益的军队；同时也认识到，刀会没有力量与新四军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便不失时机地于年6月派出人员与刀会谈判，要求他们在国民党胁迫与我军接触时，保持中立，站在国民党军后面，虚伪应付。后来，又进一步要求他们能配合新四军共同行动。7月，新四军决定攻打江全地区日军的 一个据点——绰庙集时，刀会就组织了多人，配合新四军行动。经过工作，刀会进一步靠拢新四军，并逐步变成党控制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对巩固和含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2．增加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力量
年6月，项英在给陈毅的信中曾指出：“对于大刀会，是从政治上争取他们成为抗日民众武装组织，把封建迷信成分逐渐去掉（开始不要反对迷信和师父），培养和扶植政治上进步分子，取得领导地位，逐渐去掉迷信和坏的上层分子，以达在实质上、名义上成为我们领导之下的抗日民众武装。”[39]根据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在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与日伪、顽开展了对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的争夺，把帮会组织和绿林武装改造成为抗日力量。
国民党江南 挺进支队司令朱永祥有多人的队伍，而其主要力量是大刀会。对此，陈毅指示江渭清要专门做朱永祥的统战工作：“ 步，使他不要怕我们。第二步是争取中立。第三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把他的部队解决掉。”经过说服教育，朱永祥大刀会多人被我争取过来，参加了新四军，余部则被我军消灭。[40]
年底，青帮头子张广茂利用帮会关系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组建了陇海大队，又称独立团，群众称新八路，后编入新四军第三师。[41]年夏，“联抗”副司令员李俊民亲自派人说服如皋青帮史国藩，将史的保安一旅收编为“联抗”支队，黄逸峰司令员在东台县横河开会欢迎史部参加抗日。[42]
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二营营长赵鹏程早年为生活所迫，参加过青帮，组织上充分发挥他对地方熟悉、与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指示他利用在青帮会“三番子”中的地位和影响，广收“学生”，广交朋友，赵鹏程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广收学生，改造“三番子”，为革命队伍输送兵员近千名。年春天，新四军取得了争取巢南大刀会的成功，经张云逸、何伟、黄岩批准，由新四军代表蒋天然与大刀会起义代表项举鼎、马守木、项举金、张汉民等九人共同签署了一项协定，争取了巢南大刀会十万会众的起义，改编为江北纵队巢南独立团。这无疑是将民众武装起来，变封建落后的自发武装为有组织、有政治目标的队伍，增加了抗战的力量。
江和全地区，经过周密细致的统战工作，有几十个堂口为新四军领导或控制，并公推了党员杨铭担任刀会的联合堂主。许多刀会会员配合新四军，在当地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的斗争中，担负坚壁清野、押运物质、护送伤员、协助战场警戒、看守俘虏、防谍反特、掩护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一些会员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经过教育启发，相当数量的刀会会员激发了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懂得了为谁抗枪打仗的道理，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江和全地区的部队已由年春的多人，壮大到多人。”[43]
年12月，新四军一师二旅在曹甸战役后回到东台后，粟裕派张祥生等人组建地方武装“东 立团”。在独立团组建过程中，新四军开展了统战工作。原驻小海（今属大丰市），由单天然率领的“游击队”多人，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盐民出身，他们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作战勇敢，而单天然则是台北（今大丰）地区上层一个较有影响的“青帮”头子，系国民党员，经做统战工作，对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很拥护，愿意接受收编改造，加入新四军。年2月，“东 立团”正式建立，单天然部被编为第二营，单天然任营长。不久，该团上升为新四军主力一师二旅五团。
年10月，粟裕亲自登门拜访弶港大船主顾雍海，开展统战工作，顾深为感动，表示愿尽心为新四军抗战出力。他以四条木船为一师运输军需物质；同时，张渭清等人到其他船主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为抗日服务。次年春节，日伪军“扫荡”弶港，发现顾家藏有未及送交新四军的军用物质，就放火烧了顾的房屋。事后，粟裕派张渭清前去慰问，顾十分感激，并谢绝给他补贴损失。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船主也纷纷摆脱反动渔会的控制，主动借船只近百条，帮助新四军运送物质和转运伤病员，为抗日事业出物出力。[44]
3．为新四军抗日提供了情报、军需等方面的帮助，打通了海上通路
日军翻译官陈翼曾是青帮的弟子，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促成了他的转变，曾多次把日军“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密送新四军。
赵鹏程曾是江和全地区青帮的头领，被尊称为“赵二爷”。经过党的教育和指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对外以非党人士身份活动的“特别党员”。他积极利用青帮开展统战工作。“一次，当地敌特分子企图搞武装暴动，他安排青帮弟子做耳目，获悉后及时上报，使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他还通过帮会关系，安排一名弟子担任敌占区商会会长，在敌占区集镇征收到可观的工商税收，转交给了新四军；他还精心挑选了一支采购队伍，凭借党的秘密关系以及青帮在各地的联系，乔装打扮，深入敌人占领的南京、芜湖、上海等城市，与日伪军的军警宪特斗志斗勇，采购了电台、炸药、 、马达等大批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质。”[45]在当时的新四军各部队中，七师的富裕程度是出了名的，并向延安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支援了大量的财物粮食。
打通从弶港到上海的海上运输线。年底，粟裕指示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干部吴福海组织一支海上武装——苏中军区海防团，以控制、占领沿海海面，在日伪发动“清乡”时打破敌人的封锁，开辟海上交通线，保障新四军及根据地的各种物质供应，保证苏中军区司令部及后方机关安全，必要时从海上转移，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和护送干部。当时，沿海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帮派林立。在连云港一带有刘九功、陈家绿；老黄河口有岳家旗号；新洋港有袁国强；斗龙港有潘海鹏；弶港一带有孙二虎；栟荣一带有王良玉、戴国田、牛九高等；吕四一带有彭效期；启东一带有陆洲舫；崇明及横沙、鸭窝沙有吴道生；园园沙一带有王兆兴、孙信民、陆安石、范巧林等；上海浦东有张阿六、金山有王八美（女）；长江福山有仲炳贤。嵊泗、泗礁一带也有海匪出没。对于这些海霸，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进行拉拢、利用，以对付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的政策，海防团对他们一个个作了分析，能教育争取的尽力争取，对顽固不化中，坚决消灭之，经过艰苦工作，苏中海防团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建立了一条海上交通线。
新四军利用帮会关系在敌人心脏地区采运军火物质。张渭清、吴明义等先后结识了青帮头子陆洲舫、潘海鹏等，在吴仑港设了一个联络站，并以浦东一家“宝丰渔行”为掩护，将从上海采购到的各种军需物质先送到启东，再转移到弶港。弶港、环港、吕四渔船到宝丰渔行卖渔，或卖粮食、棉花之后，返航时将地下采购买到的物质运到根据地。
新四军注意利用帮会护送干部，协助机关转移。为了应付敌伪“清剿”海防团，有时在各港口征用一些船只，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质装上船，护送到盐阜地区的黄海口。另外，凡是从根据地派往江南的干部，才能感江南来转往延安去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出席苏中区党委会议的干部往来，大多由海防团调派可靠船只，通过各港口帮会关系，负责护送。同时，从上海聘请来的印刷技工、军工厂工人，以及投奔解放区的知识青年，也由海防团利用帮会关系负责护送。[46]
吴道生在新四军到达弶港后，由于对新四军的政策不明，便带了几条海船逃走，投靠国民党沿海“忠义救国军”司令，“大海匪”张阿六部，当上了第三大队队长，盘踞在新四军海上运输线的必经之处鸭窝沙，曾打劫过新四军从上海购回的印刷“抗币”的军需物质。经粟裕指示，派人做他的统战工作，并通过“青帮”老头子潘海鹏出面，加上弶港渔业公会联系，以及其仍住在弶港的父母妻儿的关系，他表示愿意与新四军合作，使新四军在鸭窝沙建立了物质中转基地，凡上海运往根据地的物质先运到鸭窝沙，由吴道生专门派了两条大船为新四军运送军需、药品等物资，以及掩护我方人员的进出，为抗日做了一定的工作。[47]
[1]彭雪枫：《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年版，53页。
[2]《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页。
[3]《新四军和中华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页。
[4]《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毛人凤就该组织纲领呈蒋介石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Q-10-1-1。
[5]《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部》（上），群众出版社年版，、—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版，页。
[7]项英：《关于 、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年版，页。
[8]吴云峰：《新四军对刀会、帮会的争取和改造工作——以安徽地区为个案研究》，《江汉大学学报》7年6期。
[9]《新四军抗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7年版，页。
[10]《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11]《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12]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页。
[13]彭雪枫：《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年版，15页。
[14]解卫东：《中共中央东南局》（下），中共党史出版社6年版，页。
[15]蒋天然、林岩：《争取巢南大刀会抗日》，《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16]姜立邦：《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力量——新四军在盐城统战工作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年1期。
[17]张慧英、蒋泓：《抗日战争中的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5年版，页。
[18]沈萍：《陶司令收编“海匪”》，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解放军出版社5年版，页。
[19]解卫东：《中共中央东南局》（下），中共党史出版社6年版，页。
[20]杨丽萍、吴英俊：《路年新四军对帮会的统战政策》，《党史博采》年3期。
[21]杨丽萍、吴英俊：《路年新四军对帮会的统战政策》，《党史博采》年3期。
[22]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3年版，65页。
[23]蒋天然、林岩：《争取巢难大刀会抗日》，《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24]姜立邦：《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力量——新四军在盐城统战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年1期。
[25]《苏中抗日根据地》，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页。
[26]虞和平：《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7年3期。
[27]《彭雪枫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年版，14—15页。
[28]《新四军统战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7年版，页。
[29]解卫东：《中共中央东南局》（下），中共党史出版社6年版，页。
[30]《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31]蒋天然、林岩：《争取巢难大刀会抗日》，《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32]《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33]《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34]周建超：《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安徽史学》6年5期。
[35]王广汉：《和含地区争取帮会组织参加抗日的经过》，《大江南北》年4期。
[36]梁国斌：《淮南路东地区反动地主武装暴动的情况》，《淮南革命史资料选编》第8期。
[37]于德培、王纪晴：《教育、争取巢南大刀会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版，37—38页。
[38]《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年版，页。
[39]《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23页。
[40]《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年版，—页。
[41]《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群众出版社年版，—页。
[42]《联抗四年》，学林出版社年版，页。
[43]程路：《运用统战，坚持抗战——新四军江和全地区斗争片断纪实》，《铁军》8年12期。
[44]姜立邦：《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力量——新四军在盐城统战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年1期。
[45]程路：《运用统战，坚持抗战——新四军江和全地区斗争片断纪实》，《铁军》8年12期。
[46]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页。
[47]姜立邦：《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力量——新四军在盐城统战研究之一》，《盐城师专学报》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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