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年摄于北京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平津。根据国民政府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撤出平津,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后转赴昆明组纪西南联合大学。这个联合大学共存在了九年,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优秀人才,直到抗战结束后的年才相继回到原地。
时在清华大学史学与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随校南迁,未久,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成立,傅斯年兼任所长,聘陈寅恪为兼职导师(陈寅恪自年起,一直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研究员),为照料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宜,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靛花巷三号,文科所租赁的青园学舍住过一段时日。
此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此时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
加之陈氏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入土”,才算了却一件心事。
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阿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不仅得到了傅斯年等学界大腕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年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
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不但不把一般的学者文人放在眼里,即是位高权重如蒋介石者,同样不为其所重。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
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份成戏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但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作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匹夫尔”。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后,见蒋氏端坐大堂正中欲作审训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作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窜起。
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尚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颠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国家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窜起,当场严厉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
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座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怒火冲天,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尔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也不敢示弱,抬脚照准蒋介石的裆部猛地踢去,蒋介石沉闷地呼了一声,随即弯腰捂住裆部,额头渗出汗珠,摇晃着身子,于极端痛苦中喝令手下卫士将刘拿下,随医院。
蒋斜躺在床上,裆部鼓起了两个暗红色小皮球,望之令人骇怕。——据说,蒋公与宋美龄未能生儿育女,与这个“小皮球”事件有关。其说然否?不能妄断,然蒋总司令此时确是伤得不轻。
飞脚伤人制造“小皮球事件”的刘文典校长,以“治学不严”罪名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安徽省政府宣布解散安大,把为首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
消息传出,安庆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长部长的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
后经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力保无其它”(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蒋介石才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在关押了7天后予以释放。
被释放的刘文典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乃不仁不义的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次年接受新任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后为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级领导人。
因了这一传奇经历,刘文典名噪一时,为天下儒林士子所知所重。刘氏到北京不久,即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南按:同为章门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并大“谈了一通”(鲁迅语)。
面对刘文典的精神风骨与气节,为讽刺胡适等人的软骨症,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有云:“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云云。一时风传学界,搞得胡适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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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民国最“傲娇”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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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刘文典(~年),字叔雅,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籍安徽怀宁,中国文学史家。年赴日本求学,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1
大师之路
年,刘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家境尚算优渥的家庭,父亲以经商为业,为人本分,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幼时,刘文典便被父亲送往教会学校学习,又因其聪明好学,日后又掌握了英、德、日等多方外语。
刘文典与其家人
前排左一为其夫人张秋华,后排为次子刘平章及其媳马顺珍
年轻时候的刘文典,好学、善学、潜心于学问,他不仅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担任过孙中山秘书,还师从陈寅恪,学有专攻,写出了《淮南鸿列集解》、《庄子补正》等不朽名篇著作,是一位被公认的拥有真才实学的学者。
27岁那年,刘文典已被聘为北大教授。“五四”运动前后,他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年,刘文典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年,他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
刘文典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年刘文典先生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后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直至新中国成立。
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刘文典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给夫人张秋华的家书
刘文典学业精湛,治学严谨,被当时的大师们广为赞誉;他性格耿直,个性鲜明,被称为民国最有骨气的文人与名士;他上课不拘一格,深受学生欢迎与爱戴;他敢于顶撞蒋介石,全力维护学生,一身傲骨被广为流传;他身怀名节,爱国正直,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脊梁。他眷念着故土合肥,不忘家乡情怀,多次将字画捐至安徽大学;他有拳拳爱子之心,春风化雨成铮铮教诲。
2
治学:逍遥自在,浮游随性
世上最懂庄子的人
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当时,陈独秀、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担任学校教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三年后,刘文典赴日留学,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他人一起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后因特殊机缘,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
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从此刘文典开始踏上治学之路。
北大授课期间,刘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年,《淮南鸿烈集解》正式出版,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胡适破例为其作序,并对此书大加赞誉。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他(指刘文典)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声誉日隆。
年,《庄子补正》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不惜大放溢美之词。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
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刘文典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庄子补正》的出版,也让刘文典的学术生涯达到最高潮期。
据闻,刘文典为了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由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
有时,张秋华给他夹菜时,他还朦朦胧胧的,似乎没睡醒,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在他看来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之外的事,都不足留意,足见其修学刻苦。
最受学生欢迎的刘教授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刘文典一直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连他的冤家对头也不得不佩服。
喜欢拖堂、月下授课
刘文典先在北大、清华任教,抗战时,又在西南联大任教,他既学问精深,性格耿直,又对学生平和友善,被学生称为“最有学术声望”与“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
西南联大的课堂
上《文选》课时,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外加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下午课时,他经常拖堂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倒是学生们也不厌恶他的拖堂,反而乐意他的高谈论阔。
有一次,刘文典只上了半小时的课,便夹着教案要离开,同学们甚是不解。只见,刘文典徐徐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同学们听得很是入迷,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时,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
吴宓
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
这画面或许能让你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西南联大雨中上课的一个场景,因云南雨势太大,雨珠“啪啪”敲击在教室房顶,学生无法听见教授的声音,只得安静下来静静等待,教授在黑板上从容地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观世音菩萨
刘文典在教学中,经常语出惊人。
一次,有学生问道:“先生对写文章有何高见?”“问得好!”刘文典应声而答,然后朗声吐出五个字——“观世音菩萨”。
众学子一听无不愕然,先生这不是答非所问?给我们念什么佛呀?
刘文典神秘地解说道:“‘观’,多多观察生活;‘世’,须要明白世故人情;‘音’,讲究音韵;‘菩萨’,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
这个解释通达明晰,学生豁然开朗。
刘文典于“观世音菩萨”五字上心得几何?他胸无城府,不够圆滑,张嘴就会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颇有欠缺的。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吹牛的本钱
刘对同辈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架子。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
“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一次,因为他备新课久未去看望刘文典先生,特抽出时间前去看望。不料,刚见面他就被刘文典没头没脑地痛骂了一顿,说陶光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
陶光想,我虽一贯尊重你,但学生也不是奴隶,可以随便辱骂。他一时忍无可忍,便准备以暴易暴。正当陶光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极大地呵斥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转眼,老师愤怒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的脸。
见这光景,陶光将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反而变成了同情、怜悯老师!对于老师视他为‘吹牛的本钱’一语,很让陶光感动,他几乎要破涕为笑了。
随即,陶光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一杯茶,承认自己太粗心,并解释说,因为自己备新课任务重,所以久未前来问候。
刘文典也自知批评学生太过火,便留下陶光吃饭,算是示好。
后来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让陈寅恪作序,特地叮嘱学生陶光用毛笔为自己题封面。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是权威教授的鼓励。陶光每谈及此,都喜形于色,感谢老师的厚爱,研究学问上自然变得更加勤奋。
他的狂傲与谦卑
民国教授中,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学坛也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但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不识”巴金,怒怼新派学者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
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为蔑视。
沈从文
当得知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他勃然大怨,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替庄子跑警报
至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
有一天,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他略显不悦之色,就对同行的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沈从文虽然听见了,但尊他是前辈,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
十二分敬重陈寅恪
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
陈寅恪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
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另一个便是刘文典。
刘文典原本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因他听了吴宓的《红楼梦》讲座,不同意见太多,于是灵机一动,也客串一回红学家,开个讲座,唱唱对台戏。
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众人席地而坐,虽寒碜了点,学生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刘文典身着长衫(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款款入座。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他满饮一杯。
前戏做足了,刘文典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
一部《红楼梦》,他以四字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
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全开了窍,《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被和尚追着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
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
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敢于顶撞蒋介石
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址安庆)任职期间,学校发生学生风潮。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
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针尖对上了麦芒。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
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杀气腾腾,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而起,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
老师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章太炎先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这副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3
“刘文典,合肥”
刘文典出生于合肥,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凡是线装本的,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据说,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就几个字,“刘文典,合肥”。
筹建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的建校与刘文典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教书育人方面,刘文典的态度更是令人赞赏。
年夏,刘文典先生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筹备安徽大学建校工作,为此四方奔走。于第二年最终实现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学梦想,刘文典先生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职权。
安徽大学校园里,刘文典教授的铜像
安徽大学档案馆刘文典纪念馆始建于年,为的是纪念安徽大学建立80周年,且缅怀刘文典先生逝世50周年。整个刘文典纪念馆的墙壁,都展有刘文典的著作。
捐赠图书、书画给安徽大学
年,刘文典曾经给当时的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写信,信中称,用一半薪水买书,有生之年供教学之用,过世以后则要捐给安徽省图书馆。
刘文典去世后,其夫人张秋华曾捐了一批图书和字画,其中包括董其昌、刘墉等大家的字画给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大学校庆时,其家人又将仅剩的最后一批刘文典的东西捐给了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馆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称,父亲还有一批旧书,目前藏在台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共册,其中多半是清朝的书籍,这也是花费了74年才找到的,如果这批书能回来,他也将完成父亲的遗愿,捐献给安徽。
4
横眉对日,温以传家
刘文典是个”硬骨头“,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刘文典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注重以身作则,告诫子女要好好学习,诚恳待人。在事业选择上,刘文典的一件往事,对儿子刘平章影响极大。
刘文典与次子刘平章
在离开安徽大学时,有人立荐刘文典为教育部部长,但被刘文典回绝了,他后来告诉儿子说,“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这件事也让刘平章明白了,做人要有本色,要从事一些终身的职业。而他这一生,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也是因为记住了父亲这句话,不忘“老老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
对日本人
刘文典是个”硬骨头“,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
韩美林绘刘文典画像
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熬夜至两三点,来翻译日本的文章,让更多国人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刘文典发表在《大公报》的文章《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
年4月10日刘文典翻译的《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一文,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文中详细介绍荒木贞夫的军国主义思想,希望能够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常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如实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连“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
年,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
“擦皮鞋者”
刘文典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作为一个教师,他更善于将涓涓教诲融入日常生活中。
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就曾给次子刘平章写了一封特殊的信,信中,他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
刘文典写给其子刘平章的信
“Kolya:我在京用费极大,所带的钱早已用完。正是两袖清风,你要电汇用来救济,解除我的经济危机。
我的旅费用尽只好步行回昆明了,不能从四川经过了。我连日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开会地点在怀仁堂。得以饱看中南海的雪景,真是兴奋极了,愉快极了。你很可以乘我在京的机会来北京一游。我可以买最精致的玩具给你,带你游览名胜,吃前门饭店精美美的西餐……”
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
刘文典写给次子平章的书信
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后来在给儿子的多次书信中,他又反复叮嘱儿子要节约,不能养成浪费的习惯。
刘文典写给儿子刘平章的家信
刘文典一向育人有道,无论是自己的亲属血脉还是学徒学子,总是言传身教,他从来把子女当作朋友一样对待,用平等的态度与之交流。
年端午节,刘文典在观看郭沫若话剧《屈原》片段后,给儿子刘平章写了一首诗——《观剧诗》。
“宋玉悲秋亦我师,伤心又吊屈原祠。娥眉漫结平生恨,文藻空存异代思。县圃曾城无定所,桂旗兰枻竟何之。二千三百年间事,剩有江声似旧时。甲午五月五,观剧诗写示平章儿,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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