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官肩负协调中美军队联合作战的使命，历史贡献巨大，但是因为翻译官的定位不清、权责不明、管理不善，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翻译官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论文从实证研究的视角，钩沉史料，细致梳理翻译官身份的缘起、变化、困境，及其任务和角色。总体而言，从最高领袖到基层译员，各主体对翻译官一职有不同的诉求，最终的矛盾、冲突、融合均围绕翻译官展开，凸显了翻译官身份与角色内在的冲突与尴尬。
引言
一说起抗战时期的“翻译官”，人们就想起抗战文艺作品里面那些典型的二鬼子汉奸形象。然而有另外一群翻译官，“同那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日军翻译官本质上不同”（刘裕中，：）。从“飞虎队”援华开始，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征调、招考、培训了名左右的英语译员为美军服务，称“随军译员”，后称“翻译官”（左平，：）。国民政府译员培训的规模大、时间紧、层次高，自上而下，从最高领袖到基层学员，各个社会阶层都被调动起来。中国译员主要由三个机构管理：航委会、战地服务团和外事局①。战地服务团总共训练了名译员（黄仁霖，：），军委会外事局管理的译员有多名，因这两个机构管理的译员人数有重叠，而航委会所辖译员人数未知，所以很难得出准确的译员总数。
关于抗战时期翻译官的论述，以往的研究主要 “翻译官”一词早在清代就已经出现，指专司满汉互译的低级官员，满汉互译之外的翻译则设有“通事”一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廷将外国“通事”一律改称“翻译官”；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总理衙门拟定出使人员薪俸章程，采用“翻译官”而非“通事”指称翻译人员，此举意味着翻译官社会地位上升，正式成为驻外使团的成员（李文杰，：-）。到了民国时期，翻译官不再是官阶。年，为了规范各法院涉外审理中设置译员的问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发法令，将翻译官等名称统一改称“通译”，以符法制③。因此，军委会早期的译员培训和当时媒体上的报道，均未用“翻译官”，而是采用“译员”作为指称。
旧称“翻译官”一词的启用，缘于译员服役后的实际需要。最初，航委会的委任状上所写“译员”英译为“intrprtr”；等到了军委会外事局管辖时，已变成“翻译官”，英文改称“intrprtingofficr”（李声庭，：57）。年初，为解决翻译官的工作便利问题，外事局给翻译官分发过一副特制的仿美军式样领章，“一边是‘IO’（IntrprtingOfficr）两字母，另一边是美军中尉两条杠的符号。”（程学俭，：）美军公文同样采取“IntrprtingOfficr”一词来称呼“翻译官”。年美方编定的译员培训教材《翻译官必读四十课》（FortyEnglishLssonsforIntrprtingOfficrs），就使用了“IntrprtingOfficr”而非“Intrprtr”一词。前线随军译员王士忠有当局改称“译员”为“翻译官”的记载：“中国人爱称官，像书记官，副官，医官，军需官等等。翻译官是同中尉，同少校，也就不能例外。于是当局特令正式之译员（Intrprtr）改为翻译官（IntrprtingOfficr），因此在名称上好听，在工作上也增了不少方便。”（王士忠，：）由译员改称翻译官，符合现实的需要，此举也意味着译员地位上升，晋级“军官”之列。
为便于考核、管理、晋升等，外事局将翻译官分为五级：一级翻译官叙军荐三阶；二级翻译官叙军荐二阶；三级翻译官叙军委一阶；四级翻译官叙军委二阶（或军委一阶）；五级翻译官叙军委三阶（或军委二阶）。每一级的薪津均有不同，译员培训班毕业后均以三级译员同少校或上尉任用。翻译官左胸前佩戴有布质军级胸符，标注军种、兵种、级别，右侧横写“军委会外事局”，及译员级别信息，如“三级译员，仝上尉”（意为文职军官）（梅祖彦，：54）。
在年3月颁布的《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当中，薪俸及生活补助费分五级支给：一级月支国币元，二级月支国币元，三级月支国币元，四级月支国币元，五级月支国币元。国内另有每人勤务津贴元及副食津贴按当地市价八斗米折发。国外服役者无副食津贴，加发勤务津贴印币50卢比（刘兴育，：）。一年之后，到年3月，翻译官薪水金额飞速增长，国内服役者一级译员月支元，二级，三级1元，四级元，五级0元；国外服役者一级国币元，印币盾；二级1元，印币盾；三级元，印币盾；四级0元，印币盾；五级，印币盾（重庆·大公报，）。
翻译官征调伊始，国民政府从社会地位、军中阶级、经济报酬等方面给予译员优厚的待遇，对于拒征者、擅离职守者、被开除者则有相应的惩罚（廖七一，：）。据中训团译训班工作人员言乃克回忆，最初，当局为了鼓励各员争当翻译的积极性，“对翻译官的工资待遇定的比较高，每月工资值可以购买一两黄金，这在当时抗战艰苦条件下，已经比普通军政人员高出许多。”（言乃克，：）早期为飞虎队培养的译员薪水同样非常高，许渊冲回顾当年身边有同学因高薪而去当翻译官，“赚的工资又比大学教授还高，何乐而不为之？”（许渊冲，：）但是后来因通货膨胀，翻译官的薪津只能买到“5包骆驼牌香烟”（张良皋，：26）。尽管薪津不高，翻译官在美军中的生活待遇还算比较好，“我们的生活，除了冒相当的险以外，物质的享受却要比国军士兵好得多了，因为我们是和美军一同起居的。吃的是奶油白面包罐头食品。”（沈友棣，：13）外事局将派往国外的三级翻译官等同少校用有实际意义，按照《中美租借法案》和《中英租借法案》，在印缅的中国军队由美后勤司令部发放给养，“象我们这样的译员都定为少校军衔，为的是可以享受美军给养。”（顾书荣，：32）在军需供应上，美军对翻译官一视同仁。
同时政府也许诺战后要保送优秀译员出国留学。年3月14日，教育部颁布获最高当局修订的《军事委员会征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战事结束后，得择优保送国外留学，（名额以不超过译员总数十分之一为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年4月17日，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重庆译员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训话专门提及“此外尚须努力学习，以求进步，他日可望保送出国深造。”（重庆·大公报，）这一薪津待遇之外的选送出国留学条件，对青年学生群体很有吸引力，“当时争取来投效的人很踊跃，被考试录取的，兴头都很大，学习也很认真。”（言乃克，：）早在年11月7日，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谈及译员优待问题就曾表示已经开始选拔人员赴美留学，短期内当先公布一批名单，以示各方明悉国家优待直接参加战事工作之至意（重庆·大公报，）。然而这个名单迟迟没有公布。战后翻译官复员复学，提请政府履行留学承诺，因外汇短缺等原因，行政院屡屡驳回教育部的计划，留学名额从人强制压缩到人，翻译官留学考试拖延到年4月1日才举行；试后，美军出具“勿派留学”的黑名单，经美方核准，7月12日公布录取名单（冉春，：79-80）。然而，最终翻译官并没有成行。因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政府无暇顾及翻译官留学事宜，“教育部发给一纸公费留学证书之后，避谈发放留学公费之事，留学‘美国梦’从而结束。”（严嘉瑞，：）外事局办事不力，其他部委拖沓成风，导致了国家公信力的丧失，译员留学终成空谈。
2翻译官的身份困境
抗战时期的翻译官属于战争年代的特殊译员群体，为文职军官，有官阶无军衔，与职业军人并不相同。“译员”改称“翻译官”有其内在的理据和现实需求。如前所述，中国人爱称官，像书记官，副官，医官，军需官等等。带个“官”字，在军队里面比较好使。最初外事局的设计出于能够给译员带来便利，名称上也比较好听。但是外事局管辖的“翻译官”是“同中尉”、“同少校”待遇，不是具有真正的中尉或少校军衔。实际上，“翻译官”一词在日常工作中带来的尴尬折射了当时社会（包括美军在内）对于译者的偏见，“翻译官”身份没有给译员群体带来归属感。随军译员黄裳观察到“翻译官”一词问题迭出，他认为“翻译官”三字并不可靠，外事局的公文书上是照例写做“X级译员”，并臆测远征军出于“尊重”才用“IntrprtingOfficr”代之（黄裳，：14）。实际上翻译官的归属难以划清。“翻译官虽沾上一个官字，其实是非兵非官，既不属于美军，又不属于国军，但他的重要性却又不能说小。”（沈友棣：13-14）外事局管不着，连薪津都是美军代发；美军却没有将翻译官纳入自己的体系，反而因为有着美军制服的翻译官在一次集会上没有给史迪威司令起立敬礼，这位注重军人仪礼的将军当即规定日后发给中国翻译官的裤子要染成黑色以便区别，翻译官倍觉屈辱（言乃克，：）。事实上，翻译官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三不管”境地：
做了几个月的译员，才逐渐体会到译员的三不管处境。译员行政上属于中方外事局人员，但一经分配，所有工作安排和调动都得听美方支配，外事局根本不知道译员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更谈不上行政管理了。译员的工作受美军支配，但又不受美军行政管理，美军对译员没有批评、处分、奖励等权利。译员、美军和中国军队三者之间都是客客气气的工作关系。（华人佼，：54）
这种三不管的处境，也有其好处。美国人不能以老板对雇员的态度来对待译员，译员可以不受美军欺侮，甚至可以不辞而别，回外事局要求另外分配工作。在后方的译员还发生过“罢操”事件。年，在昆明炮兵训练所（FATC）的译员因未戴军阶徽章，美国人就把译员们当作没有地位的文职雇员颐指气使，同时译员因待遇问题（不准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进城度周末卡车减少到一辆）被激怒，全体罢操三天。事后外事局派副局长汪世铭安抚处理，并承诺了三点：“首先为译员正名，以后都称“翻译官”。其次，确认翻译官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三级翻译官享受“同少校待遇”，以后按此资格“诠叙”。第三，今后要佩戴军衔领章，但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例如三级翻译官，只能挂中尉领章。”（张良皋，：24）
但实际上，翻译官虽有级别却没有军衔，不能佩戴军衔领章，这是“一个大家最敏感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军事制度，翻译官的军衔无法解决，如要得正式军衔，这个变动相当大（罗仁达，：74）。为此，外事局专门发布公文，“明确规定译员不准挂领章，我是看到了那个文的。显然，外事局已明确表明译员不是有军衔的现役军官。”（华人佼，：54-55）外事局曾采取过补救措施，年10月前后，外事局给翻译官配发特有的领章。有军衔的军官两边领章一样，翻译官的领章左右不一样，右侧领章表示官阶，左侧领章是字母IO，“推测之所以发给这样的领章，或许是由于有为数不少的译员向外事局报告得不到美方人员的尊重，以至于受到欺辱。想借此向美方人员表示译员是具有上尉级的‘官阶’而采取的措施。”（蔡孝颙，：68）
翻译官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事局制定的官阶制度不合理，翻译官军衔过高，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美军不承认翻译官是军官，二是国军认为翻译官军衔属于高配，“用不起”。于是有翻译官支招解决此事：一、重新调整，凡新进翻译官均以少尉任用，按年资迁升；二、按阶级各派至相当机关服务；三予以军事训练，使成为正式军官；四、薪给完全照正式军人待遇（田志云，）。鉴于翻译官阶级在实际服役当中遇到的问题，当局也试图解决。年11月21日，何浩若表示取要消官阶制度，“译员在军中工作之地位也将提高，务使在职务地位上均与盟国军官平等，并将取消官阶制度，均以军官任用。”（重庆·大公报，）然而，取消官阶制度给翻译官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不是翻译官非要纠结一个“官”字，而是外事局言行不一，很多翻译官表示气愤，因为当局在征调时许诺入职三级翻译官是上校或上尉待遇，“但从未落实也未授衔，在实际上是非官非兵的身份，在工作中时常感到不便，甚至在中美两方受气。”（程学俭，：）也有随军译员建议将翻译官改称副官，并将阶级降低，惟薪资须仍旧，以免有彼此之分（王翻译官，）。这位翻译官道出了非常实际的一面，因大部分译员都是高校学生，从军并非是为了进入军队系统，绝大多数人并无日后在军中谋出路的打算，复员复学才是正办，薪资待遇才是他们最 翻译官志不在军队和官场，这种临时性的、没有规划的军事生涯，并非其终生业志之所在。他们的身份困境源于制度设计，军队铨叙系统混乱，军阶设置随意，译员管理混乱都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团体中，定位不清的翻译官无疑会遭受到各种现实的鄙视和打击，对于有效地开展翻译工作，提高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言并无助益，这也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年轻学子志不在军队的个人选择。
3翻译官的任务与角色
绝大多数翻译官来自后方高校，据昆明译训班主持班务的吴泽霖回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率先响应，并创议该校在校四年级男生一率应征（吴泽霖，：91）。此举可为“达成最佳人选、最佳时间、最佳场合报效国家之目的”（张瑞年，：），国难当头，为了抗日救亡，为了扭转世界大战的失利奋不顾身，这些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完成了当时青年报效祖国应尽的职责（张之良，：44）。这些临时入伍的学员经过译训班短期培训后被分往不同的单位，如航委会、战地服务团、缅印战区、干部训练团等，主要承担翻译和联络任务。在实际工作层面，随军翻译官的任务主要有三类：办公室工作、训练工作和战地工作。第三类更接近士兵，翻译官需要和士兵一样出生入死。年3月，因军中服役的翻译官都为男性，美军总部特别提出要培养名女译员，专门担任办公室内的翻译、文书、打字、会计等工作。
翻译官的任务很明确，专替美军服务，但其角色不仅仅限于译员而已，还需扮演多重角色，从最高层的意志到服务对象美军、再到最基层的翻译官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
蒋介石对翻译官训练班非常重视，“每期毕业，他都来点名、讲话、会餐，同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要员。”（言乃克，：-）年4月2日，中央训练团译训班第一期举行毕业典礼，同时远征军政工训练班第三期开学，蒋介石亲临主持，并致训词“军队译员之使命”，提出四点意见，勖勉全体译员，并以译训团团长的身份对翻译官寄予厚望，国家地位的提高、军队荣誉的恢复、中西文化的沟通均需依赖译员的出色表现（蒋介石，：56-60）。
政府其他要员在不同场合同样宣称翻译官们要明白自己的多重角色，对翻译官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非常紧，培训课程里面有很多训话安排。如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提出翻译官等于是“一个教员”，同时是“一个联络员”，“光荣，重要，而有价值”（吴铁城，：1-2）。外事局局长何浩若则表示“译员之重要，实为东亚解放战争中盟军之耳目喉舌，盟军缺少译员，几无法行动”（重庆·大公报，）。译员培训班的管理者黄仁霖在日常教学当中屡屡强调，“译员和美国军人交往就是从事国民外交的活动；要注意维护国格和自己的人格。”（杨先健，：21-22）对于如何维护国格和人格，孙立人将军指出，“我们在这里是代表着中国，有什么损害中国的事你们都要挺身而出，我一定支持你们。”（梁家佑，：）
在美军看来，中国翻译官就是“总管”、“天使”、“外交官”、“中心人物”、“喉舌”。美国新闻特派员纳壮伯在专文《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国翻译官》中，总结过翻译官的角色和贡献：
在印缅战区，中国的翻译官是盟军作战努力中的重要角色。他在中美部队之间，是一个中间人角色，一个总管。他什么事情都管，什么地方都得去，为人们排难解纷，要仗看他们的机灵与矫捷，克复两国人员往来中的一切困难，盟国的军官们都感觉到要是没有翻译官，事情是多么难办。在印缅战区曾有三百四十个翻译官，都由中国军事委员会的外事局管辖，派在这里中国部队里的美国官兵把翻译官几乎当成了天使。……在这里我们人人都同意翻译官的工作实在不仅是翻译这一点。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外交官，在有关政策与礼仪的事上，他们为美国军官提供意见。……美国军人指挥中国军人驾驶坦克行军……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场合，翻译官正是人人关念的中心人物。……翻译官也就是这群客居异域的美国人的喉舌，没有了他们，这些人就成了哑巴。（纳壮伯，：2）
就随军翻译官而言，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体会。化名S.T.的翻译官认为他们这个群体是“平凡的外交使者”，“担负着外交的使命，同时他们是教官，一个副官，一个特务长，一个勤务兵。”（S.T.，：41）在战斗部队里面，翻译官的工作关乎官兵性命，比较受尊敬，是美军、国军、翻译官三位一体的“中心”，甚至有翻译官在后勤部门受了气，一心想要去前线服务，工作起来比较痛快（罗仁达，：70-71）。一旦翻译官能够获得这种中心地位，无疑能够很好地、愉悦地完成翻译任务。
但是，倘若翻译官不能获得这种中心地位，其扮演的角色会陷入困境，乃至有性命之忧。翻译官沈友棣描述了译员夹杂在中美军官之间，因相互推卸作战失利的责任，有四名翻译官被指责传译不清而被枪毙的经历，从而改变了翻译官在关键时刻的工作模式，“从此以后我们每当翻译军事机要的时候，总请军官写下来再翻译。”（沈友棣，：13）翻译官的这种夹在两者中间，缺乏归属感的状态，跟社会对译员的定位、对翻译的态度有关，乃至于影响到了政府的制度设计。翻译官黄裳就考证了译员的弱势地位，是“姨太太”，是“二毛子”（黄裳，：14）。翻译官面对的困境，究其实是没有赋予职权，当然也不负任何责任。翻译官的名与实并不相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些技术职务往往不是翻译官的本职工作。
对于翻译官本身而言，他们在实践中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提升职业技能、实现报国理想、维护译者尊严等。有些翻译官会依据所译内容进行改译，如培训中国军人使用武器或学习战术，为了使学员能够尽快上手，翻译官采用了“译述”模式（又新，：47）。翻译官不单纯是从事语言的转换，还需要提供很多战斗之外的服务，包括美国官兵的生活问题，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替美军服务。尽管当局和美军对翻译官寄予厚望，赞赏有加。但在实际交往当中，作为知识青年的翻译官，有自己的尊严、学业和冷静观察。对于从军，他们并不后悔。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学生，作为“特殊兵种”，作为处在中美军队之间的协调者，肩负多重使命。他们因为归属问题，很难获得认同感。反而因为懂英文，直接接触美国军人，他们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在意自尊。美国教官“他们表面上相当尊重我们，口里不断叫着三级、二级、一级翻译官，实际有的人认识片面，以为训练中国军队、支援中国物资是帮助中国抗日，不免骄傲地以恩人自居。”（李则夷，：）翻译官遭到歧视也是常有的事，食堂、厕所、帐篷等都要区分白人和有色人种两级（张闻博，：39）。翻译官甚至还会三天两头和美军干群架，“肇事双方照例一边是美军，另一边就是我们这群初出茅庐不怕虎的翻译官。如今回想，那时候发生冲突的原因，实在是两种文化与两个时代间的鸿沟。”（陆以正，：54）有些翻译官甚至产生了精神上的“痛苦”，很多时候不能与美国军人以平等地位交往，“曾使我有屈辱的感觉。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没有站起来之前要经历一番苦难的历程，我是有一点体会的。”（邹振环，：）也有一些翻译官见识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黑暗转而投身革命，成为了社会革新的力量。
4结语：翻译官的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73周年了，当年从军做翻译官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垂垂老矣。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于年获得国际翻译界文学翻译领域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是迄今中国人在这个领域获得的最高荣誉。总结抗战时期翻译官的贡献和意义，大致有三：
一、中国翻译官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在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中印缅战区，中国翻译官的贡献无可替代，抗日战争夺取胜利有他们不可忽视的功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廖七一，：）。他们响应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尽到国民捍卫国家的职责，是确保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中国翻译官从事了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他们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当局在译员培训时期所反复强调的，在与美军交往时，翻译官应当注意国格与人格。翻译官就是民间外交的实践者，也是迄今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实践群体。他们的个人事迹作为二战中美并肩作战的真实回顾，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遗产。
三、中国翻译官研究弥补了翻译史研究上缺失的一环。
翻译史研究尚有很多领域可供挖掘，其中口译史研究因为史料的缺乏一直处于难以展开的境地。翻译官群体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口译实践的例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翻译官天生就处于关系协调者的位置，注定要接受多方的冲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值得我们后辈缅怀和铭记。正如重庆译训班第四期学员严嘉瑞所说，“翻译的同行不应回避或淡忘这段历史”（严嘉瑞：：）。在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大放异彩的翻译官有：穆旦、许渊冲、杜运燮、翁显良、陈羽纶、朱立民、李念培、卢飞白、丁维栋、徐光烈、林纪焘、刘德中、郑锡安、刘壮翀、向克强、罗茂彬、贾鼎治、苗力田、黄裳、邓蜀生等，翻译史当中应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蔡孝颙..随远征军历经滇西反击战[C]//何卓新,等.滇缅抗战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程学俭..奔赴内地完成学业作美军翻译纪略[C]//朱健.交通大学师生抗战回忆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顾书荣..缅北回忆录[J].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25):30-35.
华人佼..译员生活七百天[C]//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2辑.北京:北京出版社.
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黄裳..关于翻译官[J].周报(19):14-17.
蒋介石..军队译员之使命[M]//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李声庭..抗日圣战我作翻译三年余[J].传记文学():54-59.
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则夷..驻印军三年工作漫忆[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梁家佑..当军事译员的一段经历[C]//何卓新,等.滇缅抗战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廖七一,等..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刘兴育..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生卷(年～9年)[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刘裕中..抗战期间应征美军译员的回忆[J].清华校友通讯(复16):-.
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M].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罗仁达..亲历中印缅抗日战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3-)[M]//梅祖彦.晚年随笔[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纳壮伯..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国翻译官[J].星期六周刊[J].(3):2.
钱林保,高芳仪..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冉春..留学教育管理的嬗变[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沈友棣..我怎样在美军中当翻译官[J].时代学生(上海)第1卷4-5期合集:13-14.
S.T..做翻译官的观感[J].光(15):41-48.
汤毅强..一位中国远征军翻译官手记[N].张家界日报.-09-10.
田志云..翻译官的阶级问题[N].重庆·大公报.-09-13.
王翻译官..论“翻译官”[N].重庆·大公报.-03-19.
王乃粒..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王蜀龙[J].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38):21-22。
王士忠..报告翻译官:远征军翻译官生活[J].西风(80):-.
吴铁城..敬告青年:三十三年四月在中训团对译员训练班训辞[J].中央周刊(31):1-2.
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J].清华校友通讯(复19):87-93.
许渊冲..美国空军翻译[M]//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增订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严嘉瑞..二战译训班受训回顾和感想[C]//中国翻译协会.第18届世界翻译大全论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
言乃克..翻译官训练班二、三事[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株郊文史第1辑.株洲:株洲市郊区文化局.
杨先健..两年翻译生涯履行国民外交[C]//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北京:非正式出版物.
佚名.译员训练班昨结业礼何总长勉以致力服务学习毕业六百余译员工作派定[N].重庆·大公报,-04-17.
佚名.改善译员生活调整工作按月发放薪水成绩优良者送国外留学外事局何浩若局长谈话[N].重庆·大公报,-11-07.
佚名.战地译员训练明年将在渝设专责机构办理待遇改善工作范围亦将扩大[N].重庆·大公报,-11-22.
佚名.何浩若局长谈军中译员极为得力练兵充教官随军同战士[N].重庆·大公报,-03-31.
又新..译员生活.中学生杂志[J].第86期:46-48.
张良皋..五千译员[C].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6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张瑞年..多姿多彩的级[C]//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张闻博..回忆我们级“梭”社[J].清华校友通讯(复9期):38-40.
张之良..滇西翻译官[C]//清华校友总会.校友文稿资料选编(4):42-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民国33年(一)[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邹振环(整理)..西南联大毕业生邹逸涛的从译生涯[C]//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9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左平..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J].社会科学研究(1):-.
①本文所涉及的抗战时期译员培训、管理机构不包括当时的保密机构，如“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见唐欣玉：《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与交流中的译事活动》，《外国语文》年第3期第—页。
②《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一书为多人合著，较早展开抗战时期翻译官研究的罗天撰写了该书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翻译”，其中第四节“军事口译活动”对翻译官的征调、培训情形，以及翻译官个案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阐释。
③《翻译官等名称应改称通译》，《法令周刊》第期（年8月），“法讯”第1页。“司法行政部，近以法院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法院得置通译。同法第七十五条，亦有规定。各法院如有设置翻译官、翻译员、通译员等名目者，嗣后应一律改称通译，以符法制。”
作者简介：
肖志兵，男，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生/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
孙芳，女，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研究。
说明：本文已获作者授权推送，原文发表于《外国语文》年第5期，请多
转载请注明：http://www.chongqinghg.com/fygyq/56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