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3日下午，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会议室。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名为“邓嗣禹与费正清：从他们的合作看美国早期的汉学研究”讲座。当96岁的吴文津先生和夫人作为嘉宾，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出席讲座的听众们均站立起来，为他们的到来鼓掌。
主持人刘雁（左1）与作者、吴文津（左2）、陈毓贤（右1）在演讲现场
年9月，美国壹嘉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一部历史随笔文集《尘封的历史：汉学先驱邓嗣禹与他的师友们》，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杨继东馆长听说后，决定在东亚图书的会议室举办一场专题讲座，让我来为斯坦福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师生们，以及美国华人中的文史爱好者，讲一讲邓嗣禹与费正清的交往经历，论述一下中国留美学者对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贡献。邀请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洪业传》作者陈毓贤。
作者与吴文津（左）先生在现场合影
早年，吴文津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曾与费正清、邓嗣禹先生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流。因此当主办邀请他作为嘉宾，参加这次讲座时，他立刻答应参加，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吴馆长的到来，也为这次讲座提升了更多学术氛围与档次，由此产生上述开幕时的情景。吴文津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他有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才能。96岁的他依然象常人一样听力良好，谈笑自如。论述当年他与费正清、邓嗣禹交往的情境时，仍然能过目不忘，可谓记忆超群。此次，能够有机会与吴文津先生近距离接触，并同台演讲，领略一代图书管理大师的风采，得到他的教诲，这是我人生中最富贵的一段经历。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会议室全景
华人图书馆长的先驱
在这次讲座上，笔者首先介绍了邓嗣禹的主要学术成就。其中包括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奠基人、太平天国史研究海外领军学者、多种汉学工具书的翻译、整理和撰写，以及邓嗣禹与费正清50年间交往的历史。其中还谈到哈佛大学的课堂上，费正清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花絮。陈毓贤介绍了汉学工具书由史学家洪业开启以来的发展历程。
邓嗣禹与费正清，既是师生，也是合作者。邓嗣禹自年成为费正清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合作与友谊。他们共同合作撰写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等多种著作，以及共同编写的相关文献资料，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作为哈佛、牛津大学等高校作为教材使用。
80年代末的费正清教授
吴文津先生因为与邓嗣禹、费正清都有交往，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进一步介绍了邓嗣禹对汉学界的重大贡献，以及费正清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吴老先生特别强调了费正清对于图书馆的重视。“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费正清用这句话，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争取来大笔经费，保证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未来多年的建设发展，以及长期保持在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领先的地位。也是出于对图书馆的重视，费正清曾“三顾茅庐”，将吴文津从斯坦福大学请到哈佛大学。吴老先生在哈佛燕京32年，使之成为除国会图书馆之外，中文图书收藏量最大的图书馆。
同时，吴老先生还特地带来和出示了他所收藏的，厚厚的一本红色精装本书籍，即最新英文版《中国参考著作叙录》，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邓嗣禹与美国汉学家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合作编写的汉学研究工具书。年，这本书最早由燕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年又曾被哈佛大学出版社三次再版。费正清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称这本书为“一部当代不朽的名著”，为许多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扫清了障碍。
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藏中，笔者曾经见到过这本的韩文版本，书名为《中国参考图书解题》，年由韩国图书馆协会出版，译者为沈俊、刘俊镐。但是，在国内外图书馆的网站上，均未能显示收藏有年的英文版，说明这本书已经再版过四次，这是不为人知的事。
作者与参加讲座的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艾朗诺（左）教授合影
由斯坦福大学到哈佛大学
我开始了解吴文津先生，是从裘开明馆长与外公邓嗣禹的通信中。50年代末期，吴先生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年接任裘开明馆长的职务，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目前的第三任馆长是郑烔文。年，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裘开明:美国第一位华裔图书馆长”，详细介绍过裘开明先生对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贡献，以及他与邓嗣禹交往的历史。
年5月，我到芝加哥大学访学时，曾拜见过周原馆长。经他推荐我又阅读了由周欣平馆长主编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详细了解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应该说，哈佛燕京图书馆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是与三任馆长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吴文津先生出生于年，四川人。抗战时期，他曾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投笔从戎，担任美军翻译官，离开时曾升任为少校翻译官。他在战后赴美国深造，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历史及图书管理硕士学位，后又在斯坦福大学博士班读中国近代史，毕业后进入胡佛研究所。曾任美国斯坦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32年，是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吴老先生既有学术底蕴，又富有行政管理经验，他在图书馆的馆藏发展、书目管理、馆际合作服务、新科技运用等方面，对整个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系统的建设，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可谓功勋卓著。
40年代担任美军翻译官的吴文津（左2）
费正清为何选择吴文津当馆长
年，吴文津先生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地位首屈一指，但是为什么最后入选的是吴文津先生，而不是别人呢？年余英时先生曾经发表文章，说明过这一问题：事实上，文津先生当时确是最理想的人选，因为在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收藏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文津先生的卓越领导则有口皆碑。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欧洲当代与战争、革命与和平相关的资料著名，“二战”以后范围扩大到东亚，分别成立了中文部与日文部，收藏的范围以二十世纪为限。一九四八年芮玛丽（MaryC.Wright，-）受聘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一九五九年移师到耶鲁大学历史系为止。她是费正清的大弟子，后来以深研同治中兴和辛亥革命为史学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内，现代中国的收藏已极为可观。其中包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她亲自从延安搜集到的中共报刊、伊罗生（HaroldR.Issacs）在二三十年代收罗的中共地下刊物、斯诺夫妇所藏有关文献等。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终汇为一个完备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图书中心，则显然出于文津先生集大成之功。
60年代担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长的吴文津
年，邵东方先生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总结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对文津先生的贡献也有一段很扼要的概括，其文略曰：作为美国华人图书馆长的先驱，吴文津对胡佛研究所的中文收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一年首任中文藏书馆长芮玛丽聘请他入馆工作。一九五六年他已成为副馆长。一九五九年芮加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后，吴则继任馆长之职。一九六一年胡佛研究所决定将中、日文部合成“东亚图书馆”（EastAsianCollection），吴则成为第一任馆长。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就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时，吴已将“东亚藏书”转变为美国收藏现代中、日资料的一个主要中心了（笔者按：吴文津先生就职哈燕图书馆馆长时期为一九六五年十月）。就现代中国的资料而言，馆中所藏之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更是屈指可数。
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自成立伊始便以推动国际汉学研究为它的主要宗旨之一。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汉和图书馆为了配合这一取向，书刊的收藏自然也以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国与日本为重心所在，而且特别注重精本与善本。在这一取向下，裘开明先生的许多特长，如精确的版本知识，以及他与当时北平书肆和藏书家的深厚关系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哈佛燕京图书馆终于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中心，
从二十世纪中叶起，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后，以中国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这一领域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的内涵说，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所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就受到比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而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门的专业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的地位。
年，费正清在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年费正清退休时，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这个机构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目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年，这个中心网罗了一大批校内外的专家，从事长期或短期研究。他们的专题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现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其研究成果则往往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构成了著名的《哈佛东亚丛书》。年夏季，在费正清的邀请下，邓嗣禹第二次重返哈佛大学任教，讲授“现代中国问题”课程。在这期间，他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学》，曾列入当时的《哈佛东亚丛书》第十四册。
50年代在哈佛大学任教时的邓嗣禹
由一位现代图书馆专家接替一位古籍权威为第二任馆长，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型。因此，年费正清曾“三顾茅庐”，将吴文津从斯坦福大学请到哈佛大学就是不足为奇的事。
据说，当年吴文津一开始不同意来哈佛大学任职，原因是由于吴文津夫人的缘故。吴夫人在美国西部生活久了，习惯了那里的气候与环境。因此，在吴文津从哈佛退休之后，两人又重新回到美国西部定居，居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靠近公园的一所高档住宅中。
吴文津在任上时，正好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的前夕。文津馆长十分重视文革资料的收集，促使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当年出版的各类《毛主席语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等珍贵的历史资料。据相关学者介绍，早在年11月，英国一家拍卖行拍卖的年版本《毛主席语录》,估价已经达到38万港元。这些事例说明文津馆长有长远的收藏眼光，善于把握收藏时机，将视野扩大到国际环境的变化上。
在收藏方式上，文津馆长不仅局限于书商渠道的订单，而是主动出击、主动寻访，尤其是寻访一些非正式渠道出版的书籍。目前在美国，就有收藏“文革小报”的专门机构，收藏家谱也有“犹他家谱中心”。再比如，反映燕京大学发展历史的《燕大双周刊》，上海的各类图书馆均未见有收藏记录；浙江省图书馆的特藏部也仅是收藏了部分内容。为了查询年外公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做演讲的报道，笔者这次终于到斯坦福大学见到了这些珍贵资料。
晚年的文津先生，经常被国内大学邀请回国讲学，并获得过美国著名学术机构颁发的多项荣誉。年，吴文津应邀来郑州大学讲学，并被授予郑州大学图书馆学系名誉教授。年，美国“亚洲学会”在颁发每年一度的“杰出贡献奖”给文津先生时，奖状中有下面的词句：“三十年来你是发展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心动力……牢记中国的传统价值，我们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负，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传播与他人共享知识。本学会表彰如此杰出的事业生涯也是为自己增光。”
文津先生年荣休时，当年的哈佛大学鲁登斯廷校长，在他的贺文中列举先生对哈佛大学的贡献，在末尾强调说明：“我非常高兴，加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他为哈佛做出的示范性的杰出贡献致谢。文津，你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个更好的大学。”
我们预祝文津先生能够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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