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的新冠无法阻遏知识的传播，更未浇灭学习的热情。年6月21日（星期六）14：30，广州市社科联和广州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三辑），采取线上的形式与各位读者见面。通过新花城APP，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17期如期开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江滢河受邀，以“文明互鉴与走向世界——广州与海洋文明漫谈”为题，为大家讲述广州海洋文明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联系。
广州的海洋文明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也是广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江滢河教授从广州的世界联系、世界的广州，以及走向世界的岭南先贤三个方面，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为读者们娓娓道述千年商都的历史。
一
广州的世界联系
（一）屈大均描绘的广州城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称：“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在屈大均诗人语言的描绘下，花塔（六榕寺）和光塔（怀圣寺）就像大船的桅杆，五层楼（镇海楼）好比船楼，而广州城，则如同停泊在珠江岸边的一艘大海船。
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作为南中国海最要的港口，广州不仅迎接了无以数计的“蕃舶”“洋舶”，更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感知世界风云的城市。从广州出发的南海航线，由近及远，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延伸到大西洋两侧，与马来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洋文明都先后发生密切联系。
（二）航线拓展与世界联系逐渐扩大
1.汉代：与外贸相关商业大都会
《史记·货殖列传》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则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在汉代的古称是“番禺”，当时即已成为一大商业都会，所云集的商品主要是犀、象、玳瑁等海上奇珍，反映出当时就有发达的海外贸易。
2.唐宋：通海夷道的起点
南宋乾道三年（）所刻《重修南海庙记》称：“胡商越贾，且万斛之舟；张起云之帆，转如山之柁。乘长风，破巨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珠宝，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艟舶，亦皆载而至，岁补何啻千万缗！廛肆贸易。繁颗富盛，公私优裕，系王之力焉。”描述了隋唐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盛况，及其对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中南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再从印度出发，穿越印度洋，可以抵达波斯湾沿岸。
▲图1：《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唐宋时广州的外贸繁荣和经济富庶惹人称羡，如北宋诗人程师孟《题共乐亭》称：“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夸广州为“珍珠市”和“碧玉城”。繁荣的海外贸易也带来了与外贸管理相关的制度创新，包括“新机构”的创设和“新社区”的出现。
唐朝广州设立的“市舶使”，是我国外贸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管理邦交和外贸事宜的机构，开创了国家设官管理海外贸易的体制，为后世所沿袭。宋开宝四年（）广州设置市舶司，此后东南沿海各口都设置市舶司，但以粤、闽、浙三省为要，合称“三路市舶”。宋元丰三年（）制订颁行的《广州市舶条例》，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外贸管理专项法规。
往来贸易的外国帆船常常需等待季风返回，因此总会有大量外国商人滞留广州，他们聚居的社区被称为“番坊”。北宋朱彧《萍州可谈》：“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外国人聚居的“番坊”都是广州城一个极富异域风情的特殊“社区”。
3.明清：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新格局
15-18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大航海时代到来，全球贸易体系逐渐形成。英国历史学家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写到：“欧洲象一个巨蟹，把中国夹在它的两个钳子中间，一个钳子从南边海上，一个钳子从北边陆地”。世界贸易的格局，也逐渐从和平贸易向商业战争转变。
面对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广州的外贸管理也在不断进行制度调适。从明代广东的“广中事例”，到葡居澳门后的“广州-澳门两元贸易体制”，再到清代的“十三行贸易体制”，广州的外贸管理体制围绕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适应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进行调整和强化。
（三）18世纪以后：全球贸易的中心城市
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开始，广州在中西贸易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贸易中心城市。
首先，广州的外贸商品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体部分。广州的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进口则以白银、棉花、鸦片为主。从年开始，欧洲对茶、瓷、丝绸的需求持续增长，贸易数量不断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随着中西方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逐渐拉开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投资资本不断进入中国，国际金融结构日益复杂和成熟，国际贸易中全球化的商品结构日益明显，全球商业行为也更加规范化。而在此进程中，从对世界贸易体系的贡献来看，广州无疑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
其次，广州形成了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满足国际贸易各项功能的物理空间。其中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多元化的国际外侨社区即十三行商馆区，以及重要的外贸商船锚泊地黄埔古港。除与外贸直接相关的外商和十三行商人（外洋行商人）外，围绕商馆区还聚集着大量行外商人（铺商）、引水（领航员）、通事（翻译）、买办（外商的雇员）、苦力、厨子、仆役等等，对外贸易促成了一个高度繁荣的国际化社区。
▲图2：十三行行商肖像
▲图3：外商肖像
▲图4：十三行商馆与广州城
从汉到唐再到明清时期，历史上自古至今；从南海到印度洋再到大西洋两岸，地理上由近及远，广州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城市，这一切都基于广州与海洋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世界的广州
1.物质文化中“Canton”
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广州（Canton）走向世界，留下了许多痕迹。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商业档案中，Canton出现的频率很高，显示出当时的广州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西方人不仅喜欢以“Canton”命名物品，而且还赋予其十分特殊的含义。如：
Cantonware指从中国出口的青花瓷器，尤指18、19世纪的瓷器；
CantonGinger指广东蜜饯姜，是一种十分高级的蜜饯生姜；
Cantonflanner指一种结实的绒布，一面斜纹，特用于做工作手套、滤布、揩鞋布赫衣服衬里；
Cantonenamel指广东搪瓷；
Cantoncrepe指广州绉，是一种用丝或人造丝以平纹织成、有横向细棱纹的服装用绉绸；
Cantonchina指广东瓷器，尤指青花瓷。
2.世界各地的“Canton”
西方还喜欢用“Canton”作为地名，因此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Canton”。诸如：
▲图5.瑞典皇室夏宫里的Canton（位于斯德哥尔摩）
▲图6：丹麦亚洲公司的商业档案（藏于丹麦国家档案馆）
▲图7：玳瑁盒（盒盖上图文记载着18世纪40年代一艘丹麦商船从哥本哈根至广州黄埔港，藏于丹麦海事博物馆）
▲图8.美国人家的“Canton”（现称福布斯家族博物馆，位于美国麻州Milton）
此外，北美各地还有许多用“Canton”命名的城镇，如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工业城市Canton，创建者为贝扎利·韦尔斯，其朋友靠从广州赚来资金，在巴尔的摩建立广州种植园；佐治亚州有Canton县，因自然环境和亚热带气候与广州相似，居民从事生丝生产；纽约州有一个以世界各大名城命名其村镇，其中之一为Canton；麻州波士顿附近一镇于年命名为Canton，因波士顿商船和广州来往频繁；密西西比州中部有Canton市，建于年，当时美国华侨很少，此地曾有一位中国人，外号Canton，勤劳善良，声誉很好，死后葬于此地，并以其名命名。
可以看出，世界的广州，使得中国文化浸染了全世界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广州遥遥领先，其自身也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符号和标志。
三
走向世界的岭南
晚清大吏刘坤一称：“夫近山者多善猎，近水者多善渔。粤人与洋人相处有素，其营生外洋各埠者几百万人，不独文字语言通晓者众，即西洋之法律、西洋之艺能亦多所娴习。如郭嵩焘所举之总领事胡璇泽，美国之翻译官余贞祥，英国之大律师伍秩庸，均系粤产。又如在籍候选员外郎温子绍，于各项机器颇能会通。粤人之熟习洋务，于此盖可概见。诚得此项人才加以造就，由拱把之木因而灌溉滋长之，则取材更易。”广州通过海洋联通海外，在对外开放和中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使得大量岭南人士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岭南这片土地，从最初出国谋生到后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孕育出中国近代史上让人敬仰的一批先驱人物。除了大量商人和普通人外，还有在中国近代史发挥重要作用的留美幼童、洋务运动的“人才库”，以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诸多先进人物。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首批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等等。这些先贤在推动中外交流和近代中国发展的不同领域，都发挥了极为杰出的作用。
▲表1：年乘英国船抵达伦敦的名中国水手记录
图9：首批留美幼童
开放的传统和文化氛围，使得大量岭南人士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培养了大批人材，促进了中外文化互鉴和交流。
历史进程中，广州通过海洋连接的世界越来越大，各种跨文化贸易在这里展开，中外文化通过互鉴和交流，共同发展。广州不仅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见证者和实践者，培育了率先走向世界的岭南先贤。同时，正是在长久的通海传统中，广州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形态，也成为了极具海洋文化魅力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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