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青春令我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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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7日，一艘轮船从长沙出发，开往上海。但对船上一些的旅客来说，上海并不是终点。他们还要途径广州、香港，从香港再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去昆明。明明是自己国家的土地，却不得不绕道而行。眼见国土沦陷至此，这群年轻的旅客并没有悲观消沉。相反，在从越南到云南的路上，他们唱着《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一腔热血响彻海上。他们此行是去求学的。而那个学校，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年逾百岁的翻译家杨苡回想起当年流亡的情形，兴奋与悲戚矛盾地交织在她的讲述中。那时坐在船上的她不知道，自己即将抵达的学校未来将会成为“神话”，从那里走出来的同窗，将会参与重塑中国的命运。近百年后，影院外的互联网听取“躺平”声一片，我在影院里看这群年后出生的“九零后”们回忆自己的青春。感觉是如此遥远，却又时而令我震撼，时而令我感到自身的渺小。这样的电影排片寥寥，实在是遗憾。01“我的命不好，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年，18岁的杨苡报送南开大学。拍完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南开大学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杨苡随学校南迁至长沙。在长沙，北大、清华和南开组建了临时大学。但没过多久，南京沦陷，长沙岌岌可危。于是，一场更加漫长的南迁开始了——全校师生兵分三路：女生和一部分体弱者走海路；教授们坐车前往昆明；剩下三百多名通过体检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徒步前往西南腹地。全程途径三省，长达公里。路途之遥远，过程之艰辛自然不用多说。今年五月新出版的书籍《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是一个青年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南迁之路的故事。在了解当年那些流亡学生的故事之后，也许读者会明白当代青年为何会选择重走此路，为何渴望于历史和当下的交界处听到些许回响。正如开篇所描述的那样，弥漫在这批流亡队伍中的情绪，不是未来无望的悲观，不是前途茫茫的惶恐，而是振奋。一种痛定思痛的振奋。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淞沪会战时还在扬州中学读书。日本人一路南下，他所在的学校奉命解散。一群年轻人，顿时茫茫无所依，不知前路在何方，只见眼前一片山河破碎。突然，一个唱高音的女生跳出来，开始唱《松花江上》。巫宁坤对着镜头诉说这段往事，声音越来越哽咽，最终陷入沉默。两年后，巫宁坤进入西南联大开始了求学之路。无论是从五湖四海汇聚在一起的学生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还是女学生跳出来唱《松花江上》，这些场景都像是显而易见的明喻，奠定了这群未来的知识分子一生的基调。走的时间长了，甚至只穿草鞋也感受不到任何不适，因为脚底早已磨出厚厚的茧子。但是，他们有人在路上搜集了两千多首民歌，有人收集了各方民风民俗，有人回忆查良铮（诗人穆旦）一路走一路背英语单词，背一页撕一页，一些水利工程的学生专门去看风车是如何发电的……仿佛这不是一场被迫的逃亡，而是一次蛰伏。在这个到处都是黑夜的时代，饥饿、战乱、疾病随时都有可能侵袭而来的长夜里，他们表现出的却是青年发自内心的对未知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在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对民族未来几近天真的信心。王希季回忆当时选择机械专业的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就是想工业报国，很单纯地，要打日本。”怀着这样的信念来到昆明，大家才发现，原本以为大学怎么也要比中学条件好，没想到远远不如中学。学校的经济条件窘迫，学生用的都是羊腿桌，也就是椅子右手边搭一块羊腿大小的木板，权当桌子来用。教室的窗用竹纸糊住，顶由一块块铁板拼接而成，一到下雨天，雨打在铁板上，叮叮咚咚响成一片。电影《无问西东》里再现了这一场景。老师在讲台上怎么大声也没用，全部淹没在雨声里。最后，干脆坐定，黑板上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宿舍的条件更差。纪录片中，王希季依然记得那时的场景，蚊帐、被子、茶缸，几乎哪里都藏着臭虫，一开始，他们被臭虫咬的整宿睡不着觉。但后来慢慢习惯了，“它咬它的，我睡我的”。“捏死了以后，它能闻着味儿呢。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装在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仔儿呢。”有人回忆。02按理说，接下来我该摆出西南联大的成就了——存在仅短短八年，却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位院士和多位人文大师。但这样的叙述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窠臼，仿佛一腔热血和艰苦的环境就能划破黑夜，造就群星璀璨的星空。《九零后》中有这么一段平行剪辑。提及到当时国文课是教授轮流教学，每个教授过来讲两个星期，再换其他人来讲课。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罗庸……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齐聚一堂，学生得以领略各位大家的风范。回忆至此，许渊冲十分激动，手扬起来，作一锤定音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镜头一转，杨振宁微笑着对镜头说：“我想不是最好，因为有点乱。”导演在此设计了一处强烈的对比，令人会心一笑，但更引人思考：西南联大究竟为何成为西南联大？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那些性格迥异的受访者和他们的讲述中。在这些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西南联大学子口中，我们听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譬如条件如何艰苦，信念如何坚定，但求学的过程和心境，却各有各的说法。在一部分人的回忆中，那是一段贫穷、勤奋又不乏温馨的日子。那时，教室和宿舍的照明条件不好，只有图书馆可以看书。于是到了晚上，学生们全部涌到图书馆又抢书又抢位子，冠名曰“双抢”任务。那时，杨振宁读书时与邓稼先是挚友。在昆明读书期间，两人常常一起背诵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但是，偏偏有人不总是那么悲愤，比如，被杨振宁打趣总找女同学玩儿耽误了学业的许渊冲。比如，不喜欢同窗共读的氛围的汪曾祺。汪曾祺在自己的散文中说，因为不喜欢和那么多人凑在一起读书，于是等到大半夜跑去图书馆看书，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因此几乎没和下铺的同学打过照面。即便作息如此不规律，也没人来管。西南联大的管理向来宽松，不仅外来人员可以随便住宿舍，连逃课对有些学生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比如对着镜头说“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巫宁坤。泡茶馆是巫宁坤和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学习时的日常。他们俩还有其他几个“文艺青年”常常翘课，跑到昆明路边的小茶馆，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或者什么话都不说，各看各的书，各写各的小说。汪曾祺的头几篇小说，就是在这小茶馆里泡出来的。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何兆武也对西南联大“自由散漫”的学风有过描述：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没念好”。在他的回忆录《上学记》里，西南联大的老师也是一派率性而为。公共课中国通史由两位老师各教一个班，各自理论体系不同，讲的内容不同，但全都讲到宋代就罢了。要还想学，国学大师钱穆会让学生自己买他的新书去看。但是何兆武听得津津有味。闻一多上课喜欢抽烟，学生也可以抽，讲离骚，讲伏羲女娲，充满了“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陈寅恪上课总是十分投入，讲着讲着就进入忘我之境，忘记自己背对着学生而坐……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散漫”，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有着超出一般的情谊。巫宁坤泡茶馆看的书，大部分都是从老师卞之琳那儿借来的；汪曾祺觉得沈从文不擅长上课，却擅长天南海北地聊天，偶尔跟老师出去喝酒，沈从文只喝一盖子，其它的全都便宜了自己；朱光亚回忆跟随吴大猷学习的岁月，和师父师母亲如一家人，老师留穷学生吃饭，学生背着师母去看病，都是真情实意的你来我往。至于学生质疑老师，与老师激辩的情形也比比皆是。碍于篇幅，导演并没有将这部分放到电影中去，但在各种各样的史料记录，以及片中已成大家的昔日同学的隔空辩驳中，我们不难看到，思想的争锋从未离开过这些西南联大学习的头脑。一群拥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恰巧遇上一个自由的环境。在这里，知识是创造的附属品，权威是真理的追随者。几十年以后，何兆武仍然清晰记得杨振宁对爱因斯坦最新发表的论文不屑一顾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只有这样的氛围，才能容下如此“放肆”的学生。容得下如此“放肆”的学生，才能培育得出以后那些在智识上开疆拓土的人才。03在汪曾祺、何兆武，以及一系列知识分子的书写与回忆下，西南联大这个已随历史烟云消散了特定产物，逐渐成为中国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神话”。在那个战乱连天、民不聊生的时代，西南联大就是一座由知识和信仰锻造出的天堂。但实际上，在感叹其学子后来惊人的成就时，我们不能忘记，那同样是一个前途未卜，个人和历史的命运都充斥着偶然的时代。在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和灵魂背后，还有许多抱着一腔赤诚，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过早凋零的生命。尽管“跑警报”在汪曾祺的描述下颇有苦中作乐的感觉，但校舍被炸毁也是常事。一次，何兆武就看到平时不常露面的蒋梦麟坐在一堆废墟前，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何兆武也曾惋惜地记录自己才华横溢的同学如何被肺病折磨，最终学业未完成便离开人世。还有一些青年学子为求救国，弃笔从戎。如片中众人回忆的缪弘，父亲是汉奸，而他主动请缨成为抗日前线部队的翻译官，在一次战役中，放弃了与美军一起撤退的机会，最后与同胞们战死沙场。而后来诗名远扬的穆旦在进入西南联大不久后，也毅然从军，作为翻译官随军远赴缅甸抗日。在那里，他遭遇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身边人尽数牺牲，他爬过热带雨林，爬过累累白骨，一路逃至印度境内，活了下来。而与他同行的联大同窗的生命，就此消逝。从此，那个在防空洞写抒情诗的年轻人诗风大变，他的笔尖开始沾上平静的血泪：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西南联大不是神话，更不是天堂。导演徐蓓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拍摄这部纪录片时一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她说到自由的学风，说到强大的师资，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南联大和他的学生们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见识，完全有能力引导他一生的方向。她认为，这群学子身上这股强大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们的青年时代。当国家被侵占，人民成为亡国奴，当学业被迫中断，当故土变废墟，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亡，青年往往最能将深切的痛楚化为激愤的力量。所以，他们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就是想做人杰。”因为只有觉醒，只有不再麻木，只有努力思考，才能在将人贬为蝼蚁的战争年代，重拾为人的尊严。而在这样的时代，为人的尊严，与国家的尊严休戚与共。正是经历了这漫长黑夜，才能体会与祖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骨血之亲。无论是捐躯报国，还是学以致用，作为历史群像的联大学子，向世人传递出一种纯粹的、超越了物质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被邓稼先称之为pure。恰巧，这段时间，一位北大青年学者韦东奕因为接受采访时不修边幅的形象，在互联网上意外走红。网友们发现，这个手拿矿泉水和馒头，看起来不善言辞的年轻学子竟然是拿奖拿到手软的数学天才。关于这个天才更多的细节被曝光：每个月生活费不到元；馒头矿泉水是日常伙食；平日很少与别人打交道，一心扑在数学上……这些特质在网上引发了一次舆论浪潮，大家像发现稀有动物那样一窝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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