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政纬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朝关系史外交场合像是由无数“礼仪”交织而成的图像，每一张都是精致的盛大演出。参与者无不露出开朗的笑容，一切是那么准确、到位。当我站在远离外交场合的对岸，与彼端的那一小段距离，仿佛产生一种美感。它掩盖了外交过程的种种折冲、谈判、讨价还价，以及时有时无的争吵。违和感在双方握手、交换礼物之间，完成礼仪的那一刻，烟消云散。虽然时常阅读朝鲜人到北京的日记，姑且称得上是广义的“外交文献”，牵涉不少“礼仪”，我却对此一直没有那么理解，或应该说——“我没办法理解”。朝鲜使节抵达北京，按例由中国官方款待，如接风洗尘有“下马宴”，即为慰劳朝鲜人风尘仆仆而来，在他们下马后的赐宴。紧接着的是一连串“朝廷礼仪演练”（古称演仪、习仪），教朝鲜人各种宫廷礼仪，以免他们在朝见皇帝时出糗。诸如此类的“繁文缛节”，基本上可以总结我对外交、礼仪的看法：它们像是例行的事件一样飘过眼，而我不曾深究其意义。直到最近，翻阅朝鲜人到日本的日记和报告书，它像是美术馆导览员的解说，为我点出画里的秘密。数百年前的外交礼仪如果那般无趣，当时各国的谨慎遵守与锱铢必较，不就显得毫无意义？事实是，如果我仅仅将目光摆在外交礼仪上，诸如朝鲜人拜见官府的次序、双方的称谓用语，只在乎这里头的名堂，却不认真思考背后的含义与双方的用心，则永远无法道出礼仪在古代的定位。本文旨在述说横亘日本和朝鲜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外交工作”，它像是经过层层包装的祭典，每一处的细节都揭示了双方的角力与企图。我们只需要稍稍站得远一点，就能看见他们争吵的原因，在那双方模糊的外交空间里，一点点体会古代外交工作的意义。这个故事得从一封信开始说起。江户时代，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节，通常是为了庆贺新的“将军”（征夷大将军）即位，这在当时被称为“袭职”，也就是新的政治领导人就职。江户时代虽然在名分上有“天皇”存在，但只是一个虚位元首，实质统治的权力掌握在德川家手上，江户的幕府将军才是政治中心。朝鲜作为日本的邻居，双方派遣使节相互问好，实属意料中事。年，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同年新的将军德川家宣（—）袭职。在家宣就任的来年，日本通过专职负责“朝鲜外交事务”的对马藩，邀请朝鲜派遣使节来日，恭贺新将军的诞生。就在双方处于磋商的阶段，年，对马岛藩主宗义方（—）特地给朝鲜官员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日方希望朝鲜使节依例带来的“国书”，能够称德川家宣为“日本国王”。在继续深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谈谈什么是“国书”。各位应该还记得申维瀚的故事，他作为“制述官”前往日本写诗，整个使节团统称为“朝鲜通信使”。为什么叫作“通信使”？因为使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送信”，也就是将朝鲜国王的信通传到幕府将军眼前，而这封出自国王意旨的信被尊称为“国书”。我们时常可以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一窥朝鲜使节团多么重视国书。国书代表着国王，因此即使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也需要出动八人扛轿“抬着走”。朝鲜国王写信给幕府将军，里头的措辞可以说是“字字斟酌”，因为稍一不慎就可能“落下风”。不论是行文的语气，还是格式，都要求“对等”，至少不能让自己受委屈。如此想来，对马岛藩主宗义方要求朝鲜方面称德川家宣“日本国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动。朝鲜国王刚得知这个请求时，当下的反应是：“原本我们叫幕府将军‘大君’，已经七十七年了，怎么又要改成国王。现在我们正在磋商阶段，突然就来这一招，跟之前临时更改礼品的事情完全不能比。这必须严厉地回应，先请有关单位讨论一下。”在此之前，朝鲜国书称呼幕府将军“日本国大君殿下”，日方突然要求改为“日本国王”，一来是不知为何改动，二来是这样的称呼会不会破坏了“和谐”呢？外交场合中，每个人的“称谓”都是有学问的，为了保持对等，要尽量寻求共识，剔除上对下、有主从关系的用词，避免损害国家的尊严。如果我喊你日本国王，你说我是朝鲜小老弟，那朝鲜不就向日本“称臣”了吗？通信使既然是外交工作的产物，双方你来我往的角力，争取国家的“面子”，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事。奇怪的是，年，幕府将军怎么想当“日本国王”了？更重要的是，难道他不是吗？顾名思义，“国王”就是一国之君，政治的中心，对外的代表。德川家康取代丰臣家，统一日本，承袭“征夷大将军”的名号之后，自称“国王”是极为正常的。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往来，一直都是“幕府将军”与“朝鲜国王”之间的事情，双方都是各自的最高领导人。然而，朝鲜国王明白地说，“大君之称，已至七十七年之久”，也就是说在年之前的七十七年里，朝鲜国书上一直称幕府将军“日本国大君”，而不是“日本国王”。显然在对外的称呼上，德川家觉得征夷大将军的简称“将军”不是那么对等，于是采用了“大君”。毕竟在当时的清朝、朝鲜，“将军”不过就只是中阶的武职，你跑到清朝说我是日本将军，没有人觉得你重要到代表一个国家。相形之下，“大君”就不同了，典故出自《易经》“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之语，意思就是君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头有一句就是奉劝各地诸侯“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鼓舞大家起兵勤王，不要忘掉唐朝天子了。大君在中国和日本的语义，皆指向最大的君——君王。同时，根据日本学者池内敏的研究，他强调日方使用“大君”还有一层含义，典故出自“大树源君”。简单地说，日本最尊贵的血统世系是天皇一脉，而源家与此有关，德川家自称大树源君，就是借此抬高自己的出身，这是大君的第二层含义。问题是这套看似合理的逻辑，一面对朝鲜就不那么名正言顺。熟悉韩国古装剧的朋友对“大君”一词估计颇感亲切，但绝对不会联想到“国王”。在朝鲜的语境里，“大君”指的是“嫡子”，是朝鲜国王的小孩。因此对朝鲜来说，“日本国大君”能够有不同的解释，他们派遣使节去日本，就像是“上国”出巡，毕竟朝鲜的汉文化较高，连名分上也占了点便宜。日本人当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想在这个“看似对等”的杠杆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对日本而言，朝鲜人是“来朝”“来聘”，他们是入贡，这从当时日方绘制的图画名称“来朝图”“来聘图”，就能知悉其心态。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先向对方送国书，或者是提出邀约，就代表着臣服，气势自然也就弱了一阶。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外交工作，从来就不是“幕府将军”vs“朝鲜国王”，一直都由对马岛主担任中介。对马岛负责传递国书，与朝鲜磋商外交事宜，免除不少尴尬。对德川家来说，对马岛主就是他的臣下，请他处理这件事情很正常，而且由“对马岛”联系“朝鲜国”，不就代表朝鲜国的等级跟对马岛一样吗？同样的，对朝鲜来说，每次送出邀约的都是日方，是人家先邀请我，自己不是占了上风吗？大家都在看似对等和谐的画面中自我安慰，利用着一块模糊地带，宣称那里是属于我们的。那么，“日本国王”是一道解药吗？年，德川家宣即位不久，他听从谋臣新井白石（—）的建议，对外改称日本国王，不再使用日本国大君的名号。新井白石的逻辑简单明了，“大君”的意思既然是君王，那日本名义上的君王是“天皇”，这样等于冒犯天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皇就当名义上的主，德川家当政治上的主，因此直接称“国王”才是最适切的。新井白石的主张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反倒是在朝鲜，这个争议很快地结束了。朝鲜官员向国王表示：“今天日本自己称王与否，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现在知道他称王了，那么国书上就写日本国王，也没关系。”朝鲜国王也顺从了，于是这事在朝鲜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朝鲜接受改动是有原因的，具体说起朝鲜的外交工作有二：一是与中国相处，也就是“事大”；一是与日本交往，则称为“交邻”。邻居相交的原则就是诚信对等，日本国王和朝鲜国王两相平行，没有吃亏与否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忘记，当时东亚列国的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系”，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朝鲜国王都经由中国册封。换句话说，朝鲜国王头上还有个“皇帝”，日本改称国王，对他们来说就是回到这个“朝贡体系”罢了，朝鲜的地位不受影响。在当时如果想去大明贸易，与大明交往，就得买票入场（勘合），成为“朝贡体系”的会员。日本国王是有前例的，明成祖朱棣（—）就曾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壬辰倭乱期间，大明与日本也一度几乎讲和，其中一条就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德川家执政后，一度遵循日本国王的用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改为大君。日方使用“大君”就是希望脱离这个系统，独立自主，不受中国影响。我们能看到日方试图突破，却处处受到拑制的尴尬处境。如果称大君，一来对朝鲜有点吃亏，二来与天皇有所冲突。如果称国王，那么代表回到中国的世界秩序里吗？关键一直在心态：日本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子。对于朝鲜更是如此，姑且不论古代传说日本神功皇后征服朝鲜半岛，近一点也有丰臣秀吉出兵征战，朝鲜在某些日本人心中“本来就是我们的”，而且贫弱可欺。因此朝鲜通信使去日本，被视为来聘，朝鲜带来的礼物被理解为“特地献上地方特产”（土物）。朝鲜人的造访，等于替幕府将军进行政治宣传，借此展示德川家的权势，好让其他地方诸侯（大名）知道：我在外面颇具威望，你看朝鲜人都来了。问题就在这块模糊的灰色地带，大家都想插旗争胜。名为“诚信”“对等”，所以没有一方愿意吃亏，都想占尽便宜。结果是凭借着一块模糊的外交空间，朝着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发挥”；一个出使，各自表述。朝鲜使节认为日本没有文化，看不起他们的儒学和汉文学，于是每到一处就讥笑日本人的汉诗能力低下，谈到自己就说：“明朝灭亡之后，我就是继承汉文化的第一人。”（我独为东周。）日本人也轻视朝鲜人，朝鲜来日本是为了拜见将军，日本才是中心，所以“外夷”来朝。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互较劲的文化意识，两者像是随时能够引爆的炸药，也像是一把抵在使节背后的刺枪，双方都有不能后退的立场。于是看似平等和谐的外交场合如同战争，国书里头的称谓、几里外下轿步行的规矩，里头没有诚信，却样样高呼对等的口号。年，朝鲜依约派出通信使，使臣赵泰亿（—）、任守干（—）一行人风尘仆仆，刚落脚对马岛不久，日方高层随即请对马岛主“转达”朝鲜使者，希望更动这次的许多礼仪。朝鲜使节还没搞清楚状况，出于本能地几次拒绝：“此事既非前规，且在节目讲定之后，未及禀定于朝廷，决难之。”后来朝鲜、日本两国因为“国书”发生争执，两派人马在每天“光鲜亮丽”的外交场合后，卷起袖子，板起脸孔，义正词严地相互抗议。任守干的《东槎日记》写下了这段故事，当时他们认为日方给朝鲜国王的国书触犯忌讳，要求重写，并说“未改之前，有死而已”，又说“未改之前，绝无归国之理”，坚持不肯退让。日方一开始先好言劝说，后见毫无效果，最终收起笑脸，丢下一句：“使道虽不畏死，失欢败盟之后，两国无辜生灵，将入于涂炭，岂不念及于此乎？”战争是恫吓敌人的最佳工具。形势比人强，毕竟江户是日本人的地盘，任守干一行共四百八十一人，还是没能坚持，选择离开。他们归国后，遭到朝鲜官员极力攻击，罪名是没能在千里之外坚守国家的尊严，惩处是使臣和翻译官全都罢官，有的被流放，有的则被勒令返乡。我们可以轻易地为这个故事下结论，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突然改变礼仪，国书犯了忌讳又不改。那些朝鲜使节也真没骨气，奉命出使就代表国家，稍有损害朝廷体面的事情，就该据理力争，有死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站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我们就能看到支撑着双方对抗的力量与历史渊源。朝鲜自从壬辰倭乱之后，对日本有着极大的仇恨，通信使的出航像是另类的复仇。他们选拔最好的马术专家、画家、文学家、弓箭手，在日本国土上喧腾着精美的大鼓，穿着雅致的大明衣冠，这不只是为了展示最好的仪容，同时也是宣告自己比较有文化。日方也有自己的企图，他们想摆脱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新井白石的改革想解决幕府将军和天皇之间的名分矛盾。日本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规则，而且证明“它可以运作”。（当时反对新井者也不在少数，后来也确实改回“大君”。）双方都有所坚持，都有各自的历史成因，于是引发了这场礼仪纠纷。值得注意的是，仔细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我们难以听到“个人”的声音。在外交场合，国家的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放大，言辞上的针锋相对使得画面张力十足，像是一张力量满盈的弓，弦随时可能断掉。有没有可能缓解冲突？有没有那么一点的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年，朝鲜又派遣了一次通信使，使臣申维瀚始终瞧不起沿路接待的日本人。旅行的最后，他曾与著名的日本儒者雨森芳洲（—，通朝鲜语）有一段谈话。我们可以想象，芳洲鼓起勇气，慢步凑近申维瀚，他先是说：“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接着才缓缓说道，“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雨森芳洲平时穿着儒服，对汉文化有所向往，又精通朝鲜语，自然与朝鲜使臣有不错的交情。在这个场合，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雨森芳洲希望“对等”“诚信”的外交关系，能够从片面的承诺达成实质的履行。申维瀚是这样回答他的：“平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自荐绅，下至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雨森芳洲看申维瀚如此“义愤填膺”，知道也没法再说下去，转而提及：“你这样说当然没错，不过你们都喊我们‘倭人’，这也不是我们喜欢的称呼方式。”他诚挚地继续说道，“今后则愿饬下辈，呼我以日本人可矣。”最终，申维瀚没有答应，此后的朝鲜人也继续称呼日本人为“倭人”。至今，我从未从事过外交工作，也没有一次需要向别人澄清“如何称呼我”。但是我能想象身穿儒服的雨森芳洲，揣着诚恳的口气，向朝鲜客人诉说“可以的话，请叫我日本人”的请求。我希望如果还能有机会，在文字记录之外存在一个可能性：雨森芳洲鼓起勇气，又说了一次自己的想法。这一次申维瀚不急着表达自己的愤慨，宣示朝鲜的大义凛然，他能够尝试聆听雨森芳洲说更多话，并愿意称呼他为日本人。—End—本文选编自《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秀威資訊版），注释从略。需进阶阅读的朋友可购此书查阅详细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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