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艺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宋代文人士大夫相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且有文云“宋代”乃为最向往穿越的时代，有着令人惊叹的雅致生活。
从翻译史角度看宋代，犹如打开了一扇窗户，可看到另一面的宋朝：“不勤远略”的宋朝基本属于内敛的朝代，天朝中央之国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外族、外国多是被动地接受朝贡，外向性、开放性和开拓意识不足，对世界的认识有较大的局限性。
宋朝译者地位不高，难以吸引优秀人才，故翻译能力也有限。
且看蔡绦记载的宋徽宗时期一个范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绦赴朝请，在殿合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绦、贯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绦、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
译文是直译，而且是口语，说明朝廷的专业翻译即使是水平最高的翻译，其汉语基础或文学素养也较差，连文言文都不会写。史书中那些规范华丽的表章是宋朝词臣修改润色的结果。所谓“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译语官只是简单的直译而已，上述于阗表章，就是未经词臣加工的原稿。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译者大多是因经常与外族、外国接触而自学成才的，还有不少是在特定场合专门学习的。先看官员的有意学习。宋太宗时，西北边郡长官郑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他多次出入党项人境内，学会了党项语，因而更便于沟通，受到当地人的尊重。高级文官余靖是又一典型：“知制诰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庚午，出靖知吉州。”利用三次出师契丹的机会，有心的余靖学会了契丹语，居然还用契丹语作诗：余尚书靖使虏，能为胡诗，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亦亲，余作胡语诗云：“夜筵没逻（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口勿反）忒（无极也）。”虏主举大杯，谓余：“卿能道此，我为卿饮。”余复言之，虏主大笑，遂为釂觞。
所谓契丹语诗，不过是汉诗中大量使用契丹语词的音译而已，但已使契丹皇帝兴奋不已，显然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新体现，有利于友好关系的发展。但被观念僵化的御史们以有损尊严而弹劾，余靖受到贬为地方官的处分。有资料进一步表明，余靖确实懂契丹语。在他所著《契丹官仪》中，就多加有契丹词语的注解，例如“其东北则有挞领相公（注：国人呼‘挞’字如吞字，入声，‘领’音近‘廪’）掌黑水等边事；正东则有注展相公，掌女真等边事，此皆守边者也（注：蕃语‘注展’，即女真也）”。可惜的是，余靖的这一努力被朝廷扼杀了，无疑也影响到其他士大夫对外语的学习。
还有一些从事涉外工作的官员，因工作需要不得不临时学习其他语言。贵州是宋代西南各族、各国的一个商品集散地，“为蕃商所聚，人多入其货而隐其置，讦讼，则书不可识，语不可晓，官必凭译者，而译者受交，隐其情实，蕃商终不能自白”。地方官“命求蕃书千文及他书数种，先识之矣。乃命吏以蕃书告喻，群商争来愬，尽得其情，应负之者悉征还，咸呼舞归其国，清明之政，播于海外”。学习外族语言得以直接审读文书，避免了译者因垄断而弄虚作假，使外商得到公正待遇，促进了外贸发展。重和元年（年）宋政府开启海上之盟时，平海军卒呼延庆因“善外国语”，被童贯选派与马政一起前往金国联络。这说明当时宋政府官方的女真语译者有限，而呼延庆由于在女真族中生活过或经常接触其人，学会了女真语言。
由于频繁对外交往的需要，官方也主动培养翻译人才以满足需要，且形式多样。例如，利用从辽金境内归顺宋朝者担任教师。绍兴三年（年）国信所言：“本所大小通事、传语、指使、使臣等，遇人使到阙，引接使副、三节人从殿庭并在驿抄札听审语录、押送吃食酒、果等，及入位承领传语计会公事，轮差奉使、接送伴觉察祗应。兼已奉旨差归朝人教习译语，亦合差拨逐色人习学祗应。”让归朝人教译语是宋高宗的指示，可见皇帝的重视。朝廷还有官员主管外语学习：周必大《武经郎提点都亭驿班荆馆兼主管教习译语李（上为户+文，下为山）应办使人十次无遗阙特转一官》云：“勅：汝司槀街之邸，兼蒙胥之职，将迎至于十数，无乏吾事，亦可以为劳矣。进官一等，尚知勉哉。可。”南宋的班荆馆是接待金朝使者的机构，长官本职是负责接待金国使者，同时兼主管教习译语，则是有学生在专门学习外语，意味着朝廷有专门的学校培养翻译人才。
在民间，学习外语则是生存、发展的需要，主要是为了对外贸易。
王禹偁记载：人有善道远方之言，可以合夷会戎、交蛮接狄，与中国之人市易而能不乱者，其名曰译。或从而学之，对曰：“吾译之小者也，又何学焉。夫译，易也，大则能易其心，小则易其语而巳矣。……子之学译，勿学译之小者，不过合华夷之语，取商贩之利尔。当学周孔之道，可以为王师，所谓译之大者欤。”学者谢而退。这位专业商务翻译，用一番大道理拒绝了求学者，表明宋代存在民间教学外语的市场，如果不是王禹偁托其自撰的话，也说明这位翻译具有很高的眼界和学术修养。
又如在著名的外贸口岸泉州，当地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宾，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言其在僧寺学会了外语，其师或曾游历南海诸国或是外国人。还有一种可能，是“僧寺”为清真寺之误，当时泉州的清真寺是阿拉伯穆斯林客商在中国创建的伊斯兰教寺，在寺中充当杂役的王元懋被教会了阿拉伯语。长期从事远洋外贸的商人，外语是基本条件。绍兴二十五年（年），占城番使部领萨达麻向朝廷请示道：“昨蒙番王遣同纲首领陈惟安领贡奉物色并章表前来本朝进奉。窃念达麻等系化外，不谙天朝礼仪，全藉纲首陈惟安递年兴贩本番，译语至熟，正音两通，兼与番王知熟。今次说谕番王前来进奉方物，表内明指陈惟安引进，虽有译语随行，窃虑传闻不尽，礼节乖违，兼缘贡奉物色亦是陈惟安同共赍领前来，欲乞申明朝廷取旨，放令陈惟安同达麻等入驿宿泊，庶图引进及传闻言音。”陈惟安因经常到占城经商，精通其语言，翻译能力超过了占城国的专职译语，被占城使团提议充当其译者，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为了更好地开展翻译，培养翻译人才，宋人总结编撰了一些翻译工具书和教科书。如天圣四年（年），夏竦上《译经音义》七十卷；景祐二年（年），“法护惟净以华梵对参，为《天竺字源》七卷。”绍兴年间，苏州景徳寺沙门法云编《翻译名义》七卷。此外还有《辨鴂录》一卷，“不著名氏。契丹译语也。凡八篇”。《蕃尔雅》一卷，“不载著人姓名，以夏人语依《尔雅》体，译以华言”。世俗的翻译书籍仅见此两部，正是北宋联系最密切的契丹语和西夏语，不著撰人说明作者属于无名之辈。成体系、有理论的还是层次较高的佛经翻译，世俗翻译的书籍少见，仍与其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有关。士大夫偶有北京白癜风哪家医院看的好白癜风能不能完全治愈
转载请注明：http://www.chongqinghg.com/fygfz/8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