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阎立本《职贡图》局部
商朝时期，擅长“四方之语”的翻译人才会被重用，任职释译官员。
《礼记》记载：“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ī]，北方曰译。”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懂得东方语言的翻译官称为“寄”，通晓南方语言的为“象”，掌握西方语言的叫“狄鞮”，熟悉北方语言的被称作“译”。
宋代出版的《翻译名义集》记载：
古代精通“六蛮语”的翻译官称作“像胥”；
主管“七戎”的是“狄鞮”；
负责“八狄”事务称作“译知”；
负责“九夷”事务的称作“寄司”。
周朝时期，翻译官被统称为“像胥”，根据对“狄、蛮、戎、夷”语言的熟悉程度，“像胥”分“上士”、“中士”、“下士”、“徒”等四个等级，翻译机构由二十八人构成。
“像胥”负责向“狄、蛮、戎、夷”转达天子的诏命，维护天子对方国、藩国、邦国的统治，安抚四方的诸侯。
汉武帝时期，朝廷设立了“大鸿胪”机构，掌管边疆诸侯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建立友好关系。
“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辅佐的官员称作“丞”。
为培养翻译人才，汉朝时期，官府还设有专门的学校。
《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
这里的“五方”就是“狄、蛮、戎、夷”等世居之地。
唐朝时期，朝廷设有“鸿胪寺”翻译机构，翻译官称作“译语”，由二十人构成。
除此之外，中书省也设置一定数量的“直中书译语”。
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对峙时期，为了便于了解这些政权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做到知彼知己，科举考试增加了翻译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考试内容。
辽、金、西夏等政权为汲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样十分重视翻译工作，设立翻译机构，培养翻译人才。
西夏曾召集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将《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典籍翻译成西夏文。
金国曾设立“译经所”翻译机构，将《孝经》、《论语》、《易经》等典籍翻译成女真文。
明朝初年，明太祖诏命应天府设立了“会同馆”，编撰《华夷译语》等工具书，以便于对完交往时解决语言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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