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人（patronage）是现代译学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话题。根据现代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描述，文学系统受双重因素的操控，一个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授、翻译家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另一类是系统外部的赞助人，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例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17）。由此可见，现代教育中的体制和机构对翻译事业的推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较于近代，民国时期湖南翻译界的状况明显改变。此间，湘籍译家的翻译在规模和质量上有显著提高，传统的湖湘文化精神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中继续得以展露。翻译活动紧密地配合时代盛行的新文化运动展开，翻译对民族文化特征的建构所起的作用愈发明显。
民国时期，湖南从事翻译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其中许多都术业专攻，同时又涉足翻译。细加考察发现，上述翻译家多诞生于中国近现代的过渡时期，秉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突出的政治意识及爱国主义的传统。他们更加明确个人为学和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对更新人们的观念和改造社会现实的作用。20世纪初叶，他们远涉重洋到异国求学。一些留学多国，因而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掌握更加充分，翻译选材也更为精当，更具目的性，更明确地服务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译入语的择取上，普遍选用白话汉语，便于翻译作品的流传和接受。这批译家多隶属于学术机构或文艺团体，译作因而得到这些机构团体的赞助，及时出版和发行。从内容来看，民国时期的湖湘译家有一批自然科学译作，但数量偏少。众湖湘译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译作方面尤有不俗表现，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译家。这种表现对于现代湖南人文研究和文艺发展走势有着很大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取道日本获取西学资源，而到了年尤其是“五四”以后，留日学生锐减，赴欧美学者不断增多，因而这个时期的西学输入过程中，日本的“中介”作用愈显次要，通过欧美留学直接将西学译介到中国，成为主导方式。然而“次要”不等于不存在，通过日本了解西方，仍然是辅助渠道。这种现象在民国初年尤其明显，因此民国时期源语构成情况更加复杂。
随着时间推移，翻译人才储备更加充足，译者的素养日渐提高，所涉外语种类也越来越多。众家多采取直接翻译的方式将更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译入国内，在当时的特殊年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推动了湖南乃至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也未因为长年战争完全停滞。民国时期湖南翻译事业能够逐渐走向繁荣，无疑与它的教育普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早期湖南学校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民国初年，湖南像全国一样实施新式教育，加之省内外语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
“辛亥革命”胜利后，湖南省教育行政制度随之变化。初期的学务司在省行政公署具有较高地位。首任学务司司长陈润霖是近代湖南首批公派留日学生之一，也是翻译界的“新化三杰”之一［1］。在为政和办学过程中，他主张按照书中理论发展学生自动、自学、自治精神，参以欧美新教育方式，进行教育改革，为湖南现代教育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主张欲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必须先培养学生较高的外语能力。学好外语要从小学抓起。年，他创办的楚怡小学的高年级增设了英语课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此举在全省起到了表率作用。这种良好的外语教育，为日后一批学子从事翻译活动创造了条件。
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年1月进行了补充修改。年是壬子年，年是癸丑年，因此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壬子癸丑学制”，这是以国外学制为蓝本修订后出台的。这一学制持续到年。该学制中的高小以上均设有外国语，中学以上的外国语是必修课。外国语以英语为主，特殊情况亦可任选法、德、俄一种语言。这个学制规定：“外国语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并增进知识。”（付克25）中学四年的外国语每年根据学时分别为“7、8、8、8”（男生），“6、6、6、6”（女生）。外国语教学法基本上采取翻译法或阅读法，注重译解。课程要求“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译解、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兼课教授法”（26）。“译解”就是讲解西文的同时，借助翻译途径来解释西文的内容，帮助学生理解，类似于之后的语法翻译法，即用母语翻译和教授外国书面语的外语教学法，用语法讲解加翻译练习的方式来教授外语。这种方法在同期的湖南各中学普遍运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年，湖南省教育司遵照部章的规定组织了湖南临时图书审查会，本着多元化的原则，对各类教科书进行了审查。第一批审查的教学用图书目录中，确定在全省各校通用的教科书共有种，其中高等小学27种，中学及师范教育66种，二者均涉及英文等门类。所列教科书目中有许多新式课目，因时间紧迫，加上人才匮乏，大多使用国外现有的教科书，或将其翻译编辑成书，这主要涉及中等及师范教育用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要英文法教科书》（NewsomGrammar），编辑者是美国纽生（SydneyCharlesNewsom）；《伦理学》一书的出版社、编者均为日本服部宇之吉；《图画范本》著者为日本村井罢之辅；《心理学讲义》原著者为日本田村虎藏，译述者为著名教育家蒋维乔；《中学矿物教科书》原著者为日本石川成章，译述者为董瑞春，等等。民国初年湖南各职业学校的教材更是无统一的规定，大多由学校教员参照日本或英、美资料自编，或直接使用原版书籍。如湖南商业学校的教材多选用欧美教本，经济、财政、保险、银行、货币等科目则用原版书籍（左宗濂48-51）。国外教科书及译作的发行，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加强了民国初年新式教育与国际接轨。尽管其间存在脱离国内实际教育水平，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中国学生个性发展的现象，但在民国初年对湖南省内翻译国外教育理论书籍和教材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
民国时期湖南能够培养出众多优秀的翻译人才，还与各学校高水平的外语师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省内各校对教师资格审定较严格，不但有学历审定，还有实际教学能力的审定。中学教师和师范学校教员的来源主要为国内外大学本科、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的学生，国内外专科学校或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例如雅礼中学，其“英语则全部由美籍或英籍教师执教”（孙晓耕24）。该校由耶鲁毕业生创办，因此创办伊始的师资程度就较高，外籍教师一般都具备学士以上学历，有些还具有硕士和（或）博士学位（尹文涓），这是省内其他教会学校无法比拟的。这批外籍教师多开设英文、西史、英文文学、音乐等课程，较著名的教师有盖葆耐（BrownellGage）、胡美（EdwardHicksHume）、解威廉（WilliamJ.Hall）、雷文思（DicksonLeavens）、何钦思（FrancisS.Hurchins）、俞道存和俞婉英夫妇（DwightandWinifredRugh）等，他们在长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为湖南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外语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尹文涓）。美国优生学家鲁滨生（WilliamRobinson）所著《优生学与婚姻》的译者柳直荀年曾考入雅礼大学预科班就读，著名经济学著作翻译家潘源来年也曾考入该校就读。
省内实业学校的教师主要是来自国内各高等学校、高等实业学校的毕业生及留学归国生，有的学校还重金聘用外籍教师。如湖南中等农业学校自年起先后聘请日本教员村上宽、山下与之助、成松静雄、木暮滕一郎等人担任各科教授。湖南中等商业学校的教师大多为留日、留美学生。民国时期，湖南的高等学校数量不多，教师主要从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中择聘。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曾延请留学日本与英国的杨昌济讲授哲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任教期间，他先后翻译一系列伦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该校从事英语、数学、博物等科教学的教员也多为西洋留学生，还包括一部分外籍教师。年更名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前身是清末高等实业学堂，年更名为高等工业学校），课程均使用英语原版教材，机械班使用德文原版教科书，这对师生的要求都很高。教师一部分为国内各校毕业生，有一些是校长宾步程特意从上海、广州等地聘请来的著名教授。在他的罗致下，许多英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得到重用，被聘为各专科主任教员。年改名的湖南中等商业学校（前身为湖南商业教院讲习所，年更名为湖南中等商业学校），教学方法上多仿效欧美，教材也多为欧美原版教科书，杨昌济、著名文学翻译家李青崖等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创立于年的私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年改名湘雅医科大学，年改名湘雅医学院）有颜福庆等一批知名教员及美籍教师，确保该校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课堂提问、答卷及病历书写等亦全部使用英文。一代翻译大家、学者徐梵澄年入该校就读过一年。
另一条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是高等教育院校中的外语专业。最早在湖南设立外语专业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湖南优级高等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前名，主要培养中等学校的各科教员。学制分本科、专修科两部。本科4年毕业，专修科1至2年毕业。该校从年正式招收本科生至年遵照部令停办为止，共办了两期本科，每期都招英语、数理、博物3科，毕业学生余人。
年，湖南省教育会向全国教育联合会提交了《改革学校系统案》（简称“湘案”），提出教育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因材施教，不应与社会脱节，不应脱离个性发展。湖南教育界从此逐步摆脱“壬子癸丑学制”的束缚，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形改进。省内一些著名学校率先进行内部改革，特色更为鲜明。外语课程的设置方面，长郡中学新开设德语课；省立一中除了英语外，加开日语、德语、法语课，供学生选修，以满足学生的需求。早年由日本留学归来的胡元倓从我国国情出发，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确定学校各部门课程的设置。胡元倓一贯重视外国语言，早在年就创设了日本专修科，紧接着开设了英语课程。他应现实需要创办了明德速成师范班，特别重视外语。在师范班上，他把外语和体育两项作为新教育之重点，以适应当时国内形势需要。他重视外语课的开设，因为他有感于当时我国饱受列强压迫、外交棘手的境况，认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以便与英、法和日本等国交涉。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使得后人从事翻译时逐渐摆脱早年单纯对日语的依赖，为走向多语种化创造了条件，同时更多人通过西文原语直接翻译西学著作，因而民国时期的湖南翻译整体水平高于近代。
像胡元倓一样热衷于教育改革的还有湖南一师校长易培基。易培基系长沙人，早年毕业于张之洞开办的专门造就外语和翻译人才的湖北方言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辛亥武昌起义。年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秘书。年7月后，弃职返沪，旋即回湘，任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堂、第一师范学校等，自年下半年任一师校长直至年下半年。此间湖南一师生气勃勃，民主空气浓厚，教育改革成绩显著。在教育改革方面，教材选择当时流行甚广的《新青年》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中的文章，同时也选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选用外国优秀作品，这些均系大胆的举措，在当时湖南反响很大。与此同时，一师还充分利用教师中的资源，开设了诸如经济学、文学史、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等课程，分别由李达、田汉、魏先朴等人主讲。李达主要以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见长，田汉曾翻译过不少的日文和英语文学作品，而魏先朴曾与杨昌济合作编译过《伦理学教科书》。当时一师经常聘请国内外名流来校讲演，其中包括美国教育家杜威（JonDewey）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等，这些演讲均通过翻译人员现场传译给学生。他们的讲学给三湘大地带来了新的学术气息，扩大了学生的眼界，使学生从中受益。
民国时期，一方面中学以上的层次普遍开设了外语课程，另一方面现实的发展促使众学子苏孜阿普片北京中科医院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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