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翻译官》完美收官，几多追捧，几多吐槽。这部号称“国内首部讲述翻译界生态”的电视剧，讲述了法语系硕士乔菲在翻译天才程家阳的指导下，成长为高级翻译，俩人也从欢喜冤家变成亲密爱人的故事。不过，你知道真正的“翻译官”是怎样，史上真实的译界风云又是如何？且听猜你会好奇为你揭秘——
“翻译官”究竟是什么官?其实，政府官员里并没有“翻译官”这种职位和称谓，目前业内对口译员专业的称呼是“翻译”或者“译员”。
我国古代在政府里承担翻译工作的官员被称为“象胥”“舌人”等。然而，真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的，不是“象胥”“舌人”，而是僧侣与传教士。
《圣经》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巴别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于是他改变并区别开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语言不通而各奔东西，巴别塔就半途而废了。
传说中的巴别塔
《圣经》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征语言不通带来的混乱隔阂，或许是命中注定，《圣经》却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方言），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97%。
无论中外，翻译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的。《圣经》传入各国，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并通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其间皓首穷经，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影响最大的“钦定本”，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参与翻译的僧侣有54人，从年至年，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
不过，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钦定本”的七年显得太短了。我国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译家——玄奘只身前往天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佛经部，长安万人空巷欢迎。奉唐太宗诏命，在弘福寺主持译经，房玄龄、许敬宗还奉命召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参与助译，《瑜伽师地论》译成，也称得上“钦定本”了。
玄奘去天竺取经归来，僧侣信徒在长安迎接。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翻译的职司与流程，从译主、证义、证文、笔受等一直到钦命大臣，多达11个步骤，真是森严精密。有资格进入玄奘译场任“证文”的12人与“缀文”的9人，都“谙解大小乘经论”，并为“时辈所推”，可谓人才济济。这一壮举历经19年，玄奘笔不停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
如同圣经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就是它，八百年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也影响深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语补充时期，使汉语由单音节词语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汉语里的“世界、刹那、瞬间、如来、观音、西天”等就是佛教用语。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四声”、“平仄”等，更创造出汉字的拼音方式。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宗教典籍的译者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译者那样停步于译界，而往往身兼数职——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他们对各民族的历史、政治、哲学、建筑、艺术、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翻译之于民族文化，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统治过程中，欧洲各国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口号，掀起了一场人性解放运动。这个时期，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对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译者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者和殉道者。
被后人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殉道者”的，就是一位译者——艾蒂安·多雷。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因提出“翻译五原则”而享誉翻译史。然而也是翻译让多雷惹下大祸。他翻译的一则柏拉图的对话录《阿克赛欧库斯》，被教会指控为“曲解”柏拉图，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年仅37岁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异教罪，处以绞刑，还被焚尸。
在社会变革时期，译者如同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火种，照亮、温暖、启迪着处在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们。
年甲午战争后，国家危机重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怀疑。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正是在译者的力促下，20世纪初的中国爆发了那场崇尚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
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是最好例证。《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的。他并没有直译原文，而是加入了大量评论，针对当时国民的亡国心理，以传播物竞天择为主要思想，激励国民奋起抗争、救国保种。译文语言上，严复刻意用桐城派优美的骈文来译，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读者，使得《天演论》能够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变法与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认同。
“开启民智”的并不都是严肃的思想论著，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流行也悄然地在每个人心中植入“反对封建礼教、发展民主科学、破除迷信愚昧”的“变异基因”。比如不懂外语的“译界之王”——林纾。
林纾与《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被誉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他不懂外语，只能由懂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巴黎茶花女遗事》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更让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开化民智的途径。
林纾之后，译者和译作如雨后春笋。年至年间，中国翻译的小说达数千部，两倍于当时的创作小说。有人曾对“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期刊《新青年》所刊载的翻译文章进行统计，发现翻译占全刊内容总量的24%，其中文学翻译分量最重，占全部翻译内容的一半以上，在高峰期更达89%。
正是翻译活动的盛行，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和基础。正如人所誉，“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
有人说，地域和语言就如同一条条河流，隔断了河岸两侧的人文交流。距离这道隔阂，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很快就被打破；而语言上的隔阂，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译者，在这边或那边，长久地治疗白殿疯的最好的药白癜风食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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