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
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不能直着走，有一条腿老在那儿画圆圈，抗战后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当时关于华罗庚的各种小道传说很多，听数学系的同学讲，他在班上净骂人，大家都说他对人过分苛刻，“人头儿差”。不过我想，这大概跟他的经历有关。华罗庚先天有两个条件很不利的，第一没有学历，连中学都没毕业，虽然刚从英国剑桥回来，可是也没拿到学位。现在也一样，非正途出身的人要吃亏很多。虽说钱锺书的学历也不高，像梁启超、王国维几位大师都没有学历，不要说博士，什么“士”都没有，但对于有些人来讲，“非正途”的阴影的确很难摆脱。第二，华罗庚有残疾，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而且要远远超过别人。华先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脑子非常灵活，那是别人比不了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竞争的激烈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这是我的心理分析，也不知道对不对。朱自清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但不教课，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王朝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结果半年只讲到《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不必照本宣科。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了。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我们那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比如现在，谁敢说马克思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没人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钱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转载请注明：http://www.chongqinghg.com/fygsz/930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