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惨案幸存者们。今年7月13日，他们来到北京，正式委托民间索赔机构通过国内法院对日索赔，索赔金额达60亿人民币。）
距离潘家峪惨案发生73年之后，除了正在密锣紧鼓地运作对日索赔60亿之外，幸存者们认定发展经济的钥匙就是红色旅游，当年留下伤痛的地方，也可以成为致富的门路。
主笔_潘采夫河北唐山报道摄影_刘浚
醉酒的幸存者
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门前广场，时常蜷坐着几位古稀老人，如有游客和记者去搭讪，他们会讲起七十年前的事，有时还让来客看他们的伤疤。“这些都是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潘瑞燊一边陪老人聊天，一边向记者介绍。那些老人对潘瑞燊很信赖，把他当成他们的对外发言人。
73年过去，潘家峪惨案还剩下38名幸存者，有不少已经下不了炕。年龄最大的已九十八岁，最小的也接近八十。年近八旬的潘树民每天下地干活，女儿说他还能像年轻人一样爬树；八十四岁的潘树英正在院子里侍弄蔬菜，“一个月没出门了。”潘作忠的腰几乎弓到地上，他住在侄子家的门房里，“他一辈子没结婚，被大火烧掉了小便处。侄子收留了他，对他很好。”不过，提到一位幸存者，潘瑞燊面有难色，说他近年得了精神病。
八十八岁的幸存者潘瑞常，耳朵聋了。他和八十岁的弟弟潘瑞生住在一处破败的院子，二三十只山羊在院子里挤着，角落里放着一口棺材，潘瑞常为自己打的，“当了一辈子木匠，最后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八了，第二天就要过年，都想着日本子不会来了，该让我们过个年吧，躲到山上和亲戚家的人都回了村，准备赶集买年货过年呢，谁知道日本子就赶那天来。”潘瑞常向记者回忆那天的情景，佝偻着背的潘瑞生侍弄着他的羊群。“那天一早，我带着瑞生去上坟，上完坟一看，村里冒烟了，那时候才十五岁，吓得带着瑞生在山上躲了一天。”
而在七十一岁的潘贵清的讲述中，关于潘瑞常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那天早上，潘瑞常的爸爸潘善和去上坟，带着潘瑞常和潘瑞生，在村口碰见“躲起早”的潘瑞来和王泽文（躲起早即早起上山砍柴，同时躲避日军），都是小孩子。他们四人抬着饺子、酒和供桌。上完了坟，潘善和要去别村办事，让潘瑞常他们把供桌供品抬到北峪一个草房子里，那时候穷，饺子还得等过年吃呢。这几个孩子到了草房子后，有调皮的挑头说，谁喝一盅酒就给谁吃一个饺子。就这样，一个饺子一口酒，四个孩子喝醉了，一直睡到天快黑。潘瑞常他们醒了后往家跑，一看坏了，村子被烧了，他们就满村找人，已经没有活人。潘瑞来找到潘家大院，全是杀死的、烧焦的尸体，他问还有没有活着的，一间房子里传出哭声，从里面扒出四十多个幸存者。
对这场惨案，潘贵清的细节更为丰满，他自退休以后到纪念馆工作，就开始对幸存者逐一访问，问当时发生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然后摁上自己的手印，成为潘家峪惨案的口述实录。
在这些幸存者的记忆里，不仅仅是死亡的印记。沉浸在回忆里的潘瑞常，说日本子起初没有这么残忍，“有一天日本子来了，都坐在村头，吃鱼罐头，还给我一把糖。拿到家里大人就骂，说这是洋人的东西，吃了有毒，只好扔了。”“那时候还有治安军（即伪军），是汪精卫的。国军比较坏，日本子跑了以后国军来了，我刚买了双新鞋，被国军的兵摁住脱下来抢走了。我去唐山帮人捎了一条烟，半路也被国军的缉私队给抄了。”在他的记忆里，八路军起初也不叫八路，而是叫便衣队（即年冀东大暴动时武装人员，统称为冀东抗日联军。由于这些武装人员绝大部分没有军装，只穿便衣，因此，初期人们便称之为“便衣队”，后来合编为八路军）。
腊月二十八的这场大屠杀，让潘家峪人口从陡降到口（含当时外出做工和因躲战乱不在本村居住的人；当时在村内居住的仅幸存人，其中还有重伤者96人）。73年过去，现在潘家峪也只有多口人，还没有恢复到惨案前的人口数。
二战期间，日军在华制造了多起大惨案，如旅顺口惨案、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镇江屠城惨案、平阳惨案等，潘家峪惨案是这些著名大惨案中的一个。抗战胜利后，对日军战犯的审判中，还有关于潘家峪惨案的供词。
“潘家大院的惠老爷不是汉奸”
在对于潘家峪人的描述里，“淳朴”、“硬骨头”是用得最多的两个词。不过，潘家峪自己人说：“潘家峪人很较真，喜欢上访。”
潘瑞燊对记者说，１９９２年村里就开始准备起诉日本，被上级给拦下了，怕影响两国友谊。这些年，火石营镇、丰润县（后改唐山市丰润区）、唐山市甚至省里，都对潘家峪的索赔进行过干预。“村民们对此不能理解，不少人说，我们当年不是为党做出牺牲的吗？为什么我们的事情，不能让大家知道呢？”
记者在村里的第二天，潘瑞燊说他骑着三轮去了趟镇里，“领导说对这次索赔行动表示支持，但只代表个人，因为没收到上头精神，不好公开表态。”
幸存者之一潘树滋，也曾带着孙女去丰润区上访，不过他不是为索赔，而是为自己的伯父讨回名誉。
几乎所有关于潘家峪惨案的记载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潘惠林是村里最大的地主，他的院子也是村里最大的。”
这座潘家大院就是潘家峪惨案的发生地，静立在纪念馆隔壁，成为潘家峪惨案的核心遗址。潘家大院土改时分给本村农民居住。0年代初，又从农民手中征回，恢复为潘家峪惨案时的遗址——潘家大院。该遗址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各个角落有指示牌，讲述村民在某处遇难时的情形。
在官方记载和村民的口口相传中，潘惠林的形象截然不同。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潘惠林是官僚地主，在丰润县任伪教育局长，抗日胜利前夕吞金自杀，属于汉奸；更有一篇网络文章称潘家峪惨案，即是潘惠林向日本人告的密。对于这些说法，潘惠林的侄子、八十岁的潘树滋老人向记者愤怒地否认。他也是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当时6岁的他在外村住姥姥家，避过劫难。
潘树滋的父亲潘国臣是烈士，负责保存八路军缴获日军的一挺重机枪，被叛徒出卖，遭到日军酷刑拷问，始终拒绝说出机枪的下落，最后被枪杀。潘惠林就是潘国臣的哥哥。潘家峪惨案之后，潘惠林的四儿子潘树芬参加“潘家峪抗日复仇团”，并在战斗中牺牲。
“我父亲为抗日牺牲，有烈士证，我大伯的儿子参加复仇团牺牲，说我大伯是汉奸，这绝对是瞎编！他也不是吞金，他是得急病死的。”沉默寡言的潘树滋向记者重复着这几句话。
坐在旁边的潘瑞浭支持潘树滋的说法，他说听老辈人讲，潘惠林是晚清秀才，村里最有出息的读书人。“他当丰润县教育局长时，骑着马回村，离村老远就下马步行，走的时候不出村不上马。潘惠林为人极好，方圆几十里闻名，村里人都叫他惠老爷。”
潘贵清对潘惠林非常肯定，“潘家峪惨案绝对不是潘惠林告的密，抗战胜利时伪县长和伪翻译官的供词里都没提到他，而且他一直暗中支持抗日。”据潘贵清考证，潘惠林任教育局长期间，丰润县爆发了学生教师反日运动，潘惠林因为同情运动被撤职，去了河南任职，掌管税务。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馆长潘月阁则称潘惠林被撤职后没去河南，而是去了唐山任掌管税务。他讲到一件事，潘惠林在唐山任职期间，曾将日军长官接到家里治病，偷偷省下药品，送给潘家峪的八路军伤员。
“他之所以后来被定性为汉奸，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讲革命历史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假想敌，潘惠林就成了那一个，正好潘家峪惨案也发生在他们家院子里。”潘月阁说。
潘树滋老人带记者走到面积不算大的“潘家大院遗址”，指着哪间房子是他大伯住的，中间是大伯几个儿子住的，边上的草房是自己家。“当时大伯家是瓦房，我们家还盖不起瓦房，一大家三十多口人，住在这个院子里。”解放后，潘树滋在潘家大院几间小房里又住了不少年，一直到七十年代搬迁。
现在潘家大院隔壁是日军大屠杀时的临时指挥部，墙上刻着游客的题词，“豪哥在此，杀向日本！！”“有帅爷在此，灭死小日本。”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第期报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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